裴该不但制定了军衔制度，还重新设定文官的品级这是因为洛阳朝廷所授官品，未必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而大司马幕府中某些低等职务、临时差遣，也向来无品可论。
说白了，裴该是要撇开原本的品官制度，在关中地区无论文武、军政，另外再搞一套。
文官三品以上不授开玩笑，一二品都是公、比公，不是裴该所可以自行任命的，所以目前关中就只有裴该一个一品，又何必再设呢？
三品文官名之为正卿，四品为亚卿，五品上大夫，六品中大夫，七品下大夫，八品给事郎，九品征事郎，最低级别再设一个登仕郎最后这三个名称，源自于唐宋时代的文散官。
后世完善的品官制度，从一到九品皆分正从，正四品以下又分上下，总共三十级，而文武散官制度，则从从一品起算，总共二十九阶，正好一一对应。裴该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汉代秩禄制也不过十多个等级而已（历代有所增减），唐宋时品级繁复，是和冗官现象密不可分的，所以到了清朝，就又除去上下，浓缩为“九品十八阶”了。
他目前的设置，等于把文武全都分为十阶，暂时敷用。幕府和大司马三军直属官员，全都按此等级划分，至于各州郡地方官，则申明此等级纯为留台任事之时别尊卑、明上下之用，与其原本官品、秩禄可以并行，且互不影响。
目前既已大破刘粲，想必胡寇短时间内不敢再来侵扰关中，而己方对于河东的侵食，暂委甄随一部可也。在这种条件下，裴该一方面想要趁机重整军伍，推广军衔制度，明确各部职能，同时也继续扩军，另方面计划将关中文吏之人事，也利用新的等级制度来重新梳理一番。
关中激战之后，暂时归入一段平缓的积聚期，暂且不论。而洛阳朝堂之上，此际却风云变幻。明眼人都能够瞧得出来，大司马裴该既在关中摧破胡寇，赢得自胡乱以来最大的胜利，加上骠骑大将军祖逖又离开洛阳，亲往河内前线，则“裴党”之势，必然因此而更盛。
关西、河东，以及青、徐人士无不弹冠相庆；司、兖、豫出身的官员则或者密切关注太傅荀组的动作，看他究竟如何向背，或者暗寻门路，有改换门庭之意。一时之间，梁芬、荀崧等人府前车马不绝，请谒者能够直接排出一里地的队去。
然而谁都料想不到，祖约竟然会率先发起反击。就在韦忠被车裂数日后，适逢大朝，治书侍御史王涛突然出列，弹劾尚书李容，奏其贪赃、纳贿、越权、私授等十二事，请罢其职；随即殿中侍御史范广也站出来说：“李容朝见，常暗以其手摄前列之足，既失大臣仪体，又有私议之嫌，恳请纠治。”
王涛是堂邑人，其兄王鉴初为琅琊国侍郎，乃随司马睿南迁，见在建康幕府任职；王涛本人流亡汝南，候洛阳克复后才出仕于朝。范广则是顺阳人，为前雍州刺史、左将军范晷长子。这二位就表面上来看，都不是祖氏一党，但今天站出来弹劾李容，背后究竟是谁指使的，那是再明白不过啦。
倘若只是偶发事件，为什么偏偏两人先后脚地出列，从不同方向弹劾同一个人呢？
朝会之上，气氛严肃，议程也很紧凑，不可能让李容站出来，逐条为自己辩解。一般情况下，倘若事情不大，或者皇帝信任此人，就会命其写奏自辩；倘若事情大一些，或者皇帝也怀疑被劾者，则会命有司临时组建一个核查小组，就相关情事展开调查。
司马邺貌似挺信任李容的，而且王涛、范广也没有当场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这年月虽然尚没有“风闻奏事”一说，但御史劾人，还真没必要桩桩件件都落到实处，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调查人力和物力便即命李容退朝之后，写奏自辩可也。
李仲思当顶猛挨了一棒，多少有些促不及防，失魂落魄。当日晚间，他主动去拜访梁芬，梁芬也在书房安坐，专等这名亲信登门。见面之后，李容就说：“此必祖士少所指使也！”
梁芬说那还用猜吗？废话就不必多说了“仲思，所劾之事，是实是虚？”
李容苦笑道：“司徒公，但任事者孰能无过？或亲眷有请托，岂能不为关说？友朋有馈赠，岂可拒而不受？我所行自无过逾者，然恐不易自辩啊……”当官的谁不在灰色区域进进出出？只要不直接触犯国家制度，事情别做得太过分，不会被人抓住把柄，那就应该没事了吧？问题是人家蓄谋已久，有备而来，我这自辩的文章就不好做啊。
“至于殿上失仪体……司徒公岂不知乎？”我捏的就是你的脚啊，范广不敢明言罢了“然，范某身为殿中侍御史，何以当时不言，偏要到此际方才道出？”
随即叹了口气，说：“身为台省之臣，位列中枢，既受劾，岂能再安居其位啊！”
这也是汉代以来的通例，身为朝廷重臣，一旦被御史台这类监察机构盯上了，不是光自辩就能完事儿的，往往都要上奏请辞即便弹劾我的皆为虚言，亦由此可知，我不孚众望，若不就此避位，必被认为贪权恋栈，从而有损声名。当然啦，这只是表个态而已，辞表是否通过，尚且两说。
但是李容说了：“祖士少来势汹汹，恐非臣避位而不能息。臣若暂离台省，乃可遏止其势，不再进逼；臣若不退，诚恐事及司徒公与荀仆射……”范广今天为什么隐晦您的名字不提？那就是留着余地呢，祖约也不敢奢望一步到位，能把敌对势力尽扫而空。但倘若他一击不中，就有可能加大进攻的力度，到时候威胁到您或者荀景猷，那就麻烦了……
梁芬紧锁双眉，捻须问道：“事乃至此乎？”你一定要请辞吗？
李容点点头，说我不但要请辞，而且不是光表个态而已，那是必须要离开尚书省的“臣自退朝之后，反复筹谋，唯如此，方可反制祖士少！”好比他一拳头打过来，咱们必须要朝后退一步，然后再施力反击；倘若硬顶着不退，不但容易受伤，后面的力气也不好遽发。
而且祖约他有仗恃，如今为祖逖调度粮秣物资，筹措后援兵马，这事儿一直都是他在办，别人即便接手，短时间内也很难将条理梳理清晰再者说了，祖家的人马，别人怎么可能顺利调得动啊？所以他才敢直接怼我，咱们却不便发起反击，轰他下台。
那么，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当然不成！
“能破此局者，唯士言也。”
咱们得赶紧把祖纳召过来，他身为祖逖的兄长，代替祖约主掌后事，那谁都没话说，祖家人马也不敢不唯命是从
“司徒公，前日之所议，须急行也！我已暗示梅叔真、钟彦胄，司徒公乃可召之来，使彼二人南下建康，往说丹阳王与祖士言，加之刘大连、刁玄亮关说，事有七八分可成。则我一去位，司徒公便当与荀仆射共奏，召士言来都，以免祖士少欲壑难填，趁胜而更进……”
于是第二天，李容写就了自辩的奏章，加一份辞表，一并送至尚书省，而且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光嘴上说说，假装辞官而已，他干脆就此呆在家中“待罪”，不再赴省上班了。省内共议此事，梁芬以平尚书事的身份暗示了一下，便即顺利通过，上奏司马邺知晓。
司马邺召见省臣，征询新任尚书的人选。祖约一击奏功，未免得意，他袖子里也揣了几个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就他而言合适振作精神，打算要舌战群儒，从梁芬、荀崧、华恒嘴里，硬生生把这个位置给抢到手。可谁料想荀崧直接就说了：“范阳祖士言，家门贵显（如今全天下排第六位啊），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见在丹阳王幕，乃可召入都中，使列台省。”
祖士少闻听此言，当场就傻了……
祖纳虽然跟他不是一母所生，终究也是同父兄长啊，以传统的儒家道德而言，除非我这兄长人品实在不堪，甚至于干犯国法，我已然跟他断绝了关系，否则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兄长的坏话吧？如今荀崧提出来，要召祖纳入都，补任尚书，难道我能说不合适吗？
更要命的是，祖纳不来还则罢了，一旦他进京就任，岂有一门两兄弟并列中枢，还呆在同一部门的道理啊？那无私也有私了！到时候肯定得我避他，不可能他避我吧？
司马邺不知道他那么多花花肠子，还特意问：“仆射所奏，祖卿以为若何？令兄才堪尚书否？”
祖约有苦说不出，只得俯身道：“家兄之才，过约十倍……”
心说我回去就赶紧给二哥写信，把利害得失剖析清楚，请他千万千万辞召，不要到洛阳来！可是我这二哥从来都瞧我不起，他会不会听我的话，还真是难以预料啊……
对于荀崧举荐祖纳之事，既然群臣多无异议，司马邺也便首肯，随即尚书省拟定制书，遣尚书左丞王卓前往建康，去征召祖纳。
王文宣以高品而低就他是一品京陵郡公，却只做个小小的尚书右丞，不久前才刚晋为左丞，列第六品平素却毫无遗憾、怨怼之言，做事忠诚勤谨，得到了台省上下的一致好评。但就理论上来说，他是太原人，又曾经主动投向长安，去谒裴该，应该算“裴党”，只是王文宣谨守门户，从来也不跟梁芬、荀崧等人私相往来，表现得绝对中立。故此这一征召人选，也便同时得到了梁、祖双方的认同。
随即梁芬、荀崧，以及祖约，先后遣人去暗示王卓：你慢慢走，不着急往建康赶……
对于前者来说，那是希望梅陶、钟雅先一步赶到建康，先说动丹阳王司马睿放人，说服祖纳应怔；对于后者来说，我给二哥的信得先送到啊，否则这阻拦还有什么意义呢？
王文宣擅长观人，对于朝中的波谲云诡，自然也有所察觉，因而回复双方来人，都说我知道了那我就慢慢走，等你们安排好喽，再抵建康。你们只管斗去，反正不关我的事啊，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成了。
朝命颁下，李容正式离职，然后就收拾行李，说要返回老家去。梁芬、荀崧自然对他别有安排，甚至于想干脆把李容塞进御史台去，却都被李容给婉拒了。二人心说，难道你是想返回关中，去向大司马哭诉不成么？
哭诉不哭诉的暂且不论，李容既然归乡，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隐居不仕的，而作为当初“倒索”的大功臣，裴该也不会放着此人不用。总之李容入关，必将出仕大司马幕府，日后的前途也有保障，梁、荀等人因此见他去意已坚，乃不多劝。
顺便说说梅陶和钟雅，前者是汝南西平人，后者是颍川长社人，“永嘉之乱”前都做到过县之长吏，乱起而南渡，入了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幕，待裴、祖复洛，乃络绎北归。若论派系，这两人都比较倾向于荀组，梁芬也是先跟荀组商议，在利益上达成了妥协之后，才得以派遣二人前往建康游说的。
主要这二位与祖纳本为莫逆之交《晋书》中即记载有三人之间的交谈：
祖纳平素寡言少语，但并不是说这人嘴笨或者脑筋慢，只是为人谨慎，不肯妄逞口舌之利罢了，正经在朋友中间，他还是挺能说会道的，某次就把梅陶、钟雅驳斥得哑口无言。祖纳因此就说：“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
梅、钟不肯认输，说：“我有神锥，不可得槌。”祖纳笑道：“假有神锥，必有神槌！”反正我这钝槌，能把你们的利锥全都给砸个稀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