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雨还在下。

午饭时候的怒气已经消散，高孙子逐渐冷静下来，但也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正确。

墨家也讲仁义，但墨家的仁、义，与儒生的仁义是截然不同的。

墨子反对老好人乡愿，反对无理由的恻隐之心，反对儒家的仁，反对儒家定义的义，甚至连“孝”，都很功利性地理解为“有利于亲”。

事实上在适加入到墨家之前，墨子就开始为后事做准备，开始整理自己学说，并且希望形成一个体系。

只不过这是后期开始做的，而且内部逻辑实在太过艰涩，很多弟子不能够理解。

高孙子正自出神的时候，适迈步而入，见礼后先行为自己午饭时说的那番重话致歉，高孙子微微一笑，知道适绝不是来道歉的。

高孙子此时已经冷静，又只有两个人，便将自己下午所想的问题直白了当地说了出来。

谈到仁义，适沉默片刻，问道：“巨子曾说过，什么是仁，什么是义。您还记得吗？”

高孙子点点头道：“仁者，体爱也。”

适又反问道：“何谓体？”

高孙子顺着适的话，将墨子所传授的一些道理讲诉出来。

墨家有兼爱之说。

与兼字相对的，便是这个体字，个体的体。

子墨子言：体，分于兼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也就是说，个体源于集体，并非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包含关系。

体，就像是二里面的一一样，就像是一根线段上的点一样。

尺为线段端为点，墨子认为线段是由无数的点构成的，天下也是由无数个体构成。

所以，对个体的爱，就是仁，但这种爱的后续是为了“兼爱”做逻辑铺垫。

高孙子又道：“子墨子还曾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著若明。爱己非为用己，则爱人亦非为用人。至于爱马者为用马也，故爱人不同乎爱马。爱人如爱己，己在所爱之中。”

意思是说，人爱自己，不是为了使用自己。

这和爱马不一样，爱马是为了使用马，这是墨子对于人的本质的爱的看法，也是一种反对人的异化的看法。

由此结论，又推断出人是天下的“体”，天下是人的“兼”，由此可证人爱自己，又如同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那么爱的就是“天下人”这个集合。自己又处在天下人之中，并非不是人，所以爱天下人当然也包含了爱自己。

这句话就是在用墨子的话，来证明适“不仁”。

高孙子反问道：“爱体为仁，由体及兼。你爱人吗？你不爱人啊，你那样做，难道不是把人看成是你所谓的‘劳动力’吗？”

“这和人爱马有什么区别？你爱那些人，是为爱他们可以进入作坊劳作的劳作，你爱的不是人，而是那些劳作，所以你不仁。”

适心中苦笑，心说巨子真是大才啊，两千年前就在考虑人的异化这种想法。这资本爱的，可不就如“爱马”一样的人马？哪里是爱人啊，爱的是马能拉车能耕地的劳作。

眼看着高孙子已经用墨子的理念反驳了自己，适摇头道：“墨家的精髓，不是仁，而是兼相爱、交相利，从而大利天下。”

高孙子反驳道：“仁，爱也。没有爱，谈什么利天下呢？”

适冷静回道：“巨子言：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

“是说，一个物体，很长很短，不是很长不是很短，都是比较的结果。仁和爱也是一样啊。”

“一个人，爱体就是仁。你不能说一个人一点仁一点爱都没有。哪怕是商纣，难道他就不爱自己？不爱身边的人？”

“你只能说，他相对于文王武王来说，不是那么仁。”

“巨子说，一个人不知道爱自己，那么他连最纯粹的爱都没有，也就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这就是仁的作用，仅仅是个基础。”

“就像是一枚种子，这是仁，是爱，是人内心爱自己那样的爱。你想要收获，那是最终的墨家所设想的兼爱相利的天下。但除了种子，你还要有土壤、阳光、水肥才能够收获。”

“这个基础很重要，但也仅仅是基础，因为每个人都仁。你能找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吗？只是扩展出去，你如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爱了多少？爱的多，就比爱的少的‘甚仁’而已。”

“巨子可从未说过，这天下要大治，需要一位绝对仁的圣人啊。仁在墨家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兼爱的基础，不是兼爱本身。有爱，才有兼爱。巨子认为，天下是有纯粹的爱的，所以可以论证兼爱天下是可以存在的。”

“要是天下连爱都没有，兼爱也就是个笑谈。但天下大利，不能只靠爱，还要要义利。”

“巨子也说过什么是义吧？”

高孙子反应了片刻，点头道：“子墨子言，义，利也。又言，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从这一点上来说，高孙子必须承认适是个墨家语境下的义士。

把利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分，而才能又能利于天下，才算的是真正的义。这是墨家区分大义与小义的重点，也是墨子一直在规劝弟子的。

沛县的一切，仅以沛县论，适的作为无疑是让众人得利的。如果能让沛县的政策推广到天下，那么这个义字适是担得起的。

墨家的仁义，与儒家的仁义是截然不同的。仁是爱自己的爱的一种推广，义是利于天下的一种梦想。

适见高孙子解读了义，于是又问道：“那么你对巨子所言的‘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又怎么看呢？”

这番话，涉及到儒墨之争的一大后续，也就是孟子见告子关于仁义的争论。

当然，也是告子被墨子认为“告子这家伙行仁义，如同踮起脚尖使身子增长，卧下使面积增大一样，不可长久”的重要原因。

告子的仁义观，不完全是墨子的仁义观。至于说孟轲与之辩论，到底是胜了、还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自己认为胜利了，那也难说。

因为墨子很明确的指出：仁，仁是爱，义是想要利于人的想法。仁和义，是心里想的。都是内，不能相为内外。

得到爱、得到利，都是实在的、物质的、可以感受到的、直观衡量的。得到爱和利也不相为内外。

是仁就说是内，是义就说是外，把爱利和所得到爱利混搅一起，不分内外，这是狂举。好比说左鼻孔出气，右鼻孔入气一样的荒唐。

墨子自己是反对“仁内义外”的说辞的，但是告子却用“仁内义外”的说辞去怼孟子，告子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经义。

这位说出“性、食色也”的人物，此时在墨家内部远远比不过适的地位。

因为墨子整天听到的，是弟子们经常打小报告或是在聚会中直接批评说是“告子这个人，口言仁义但行为很恶劣，请将他开除算了……”

所以适对于高孙子说自己“不仁”这个定义，极为不安，而且极力想要说服高孙子。

想要说服，就必须要用墨子的定义，否则的话那就是墨家和其余别家的辩论的，后果很严重。

用墨子的道理，那叫内部讨论。

用外部的道理，那叫叛了墨家之义，以别家学问攻讦墨家。

别人可以这样说，他这个候补的七悟害这么说，那就可笑了。

其实适很明白墨子的想法，因为“仁”是个好词，墨家已经担着“无君无父猪狗不如之禽兽”的骂名，所以不可能再自己说自己“不仁”。

墨子耍了一个小花招，把天下都认为很好的词汇“仁”，变换了意思，变为了纯粹的爱。

从始至终，墨子一直在说“仁就是爱，而且是爱自己的那种爱，所以每个人都有仁，只是仁的程度不同”。

墨子把仁换成了爱己之爱，也就把儒家评判仁不仁的意义给毁了。

因为儒家的仁，更像是一个标准，拿着这个标准量一量，然后评价说这个人仁、这个人不仁……

墨子这么一改，意思全变了。

墨家语境下，你不能说这个人仁还是不仁，你只能说这个人和别人比是不是更仁或更不仁。

仁从一个魔幻的、模糊的标准，在墨家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只有比较才有意义的东西。

一旦仁变为了一种如同高矮一样的东西，就落入了墨子的“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的逻辑陷阱。

给你一根单独的木棍，你说它是高还是矮？

很明显没有对比高矮也就没有了意义。

也就是说，墨家定义的“仁”，就是爱，存在的意义，也仅仅是为了逻辑辩证“兼爱”的可能性。

兼爱，有两个先决条件。

爱，存在。

天下的人不是无穷无尽的，而是有数量的。

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在逻辑上，兼爱是存在可能的。

于是墨子给出了验证过程。

“仁、爱己、爱体”。

“无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则可尽、不可尽不可尽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爱也，誖。人若不盈先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

大家都认为好的仁，墨子没有直接反对仁，而是将仁的概念换为“爱自己、爱个体”，不再是一个结论，而是类似于几何学的初始假设，是为了证明后续观点。

天下的人呢，又不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说人是有穷尽呢？你墨翟数过天下有多少人吗？

墨子说，我没数过，因为我随便指向南方，你说南方这片土地有没有穷尽？

假设土地空间是有限的，那么人没有填满有限的空间，可证人是有限的、可以数过来的。

假设人填满了有限的空间，既然空间有限、即便人填满了也可以数过来。

假设空间无限，那么人填不满，就证明人不是无限的，还是能数过来，因为无限的人可以填满无限的空间。

假设填满了，就证明空间无限是不成立的，无限的空间不可能填满，被填满的也必然不是无限，所以有限空间内的人还是有限的。

由一可知爱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

由二可证人是有限的。

所以对有限的人尽爱，也就是兼爱，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是自洽的。

因为墨子不承认儒家的仁，但是仁又是个好词，他又不能直接反对仁，所以就偷换了概念，将仁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定义，这就导致了许多墨者有些难以理解。

这就像是，天下主流都说这是只鸡，墨子讨厌鸡，但是天下人都喜欢，于是墨子指着旁边一只鸭子说这是鸡。然后讲学的时候说：“我喜欢鸡，你看这只鸡，有脚蹼，扁嘴巴，多可爱……以后这才是鸡，那种尖嘴巴没脚蹼的玩意不是鸡。”

对外，自然是有好处的，总不至于把一些对仁义还有幻想的人吓走，毕竟墨家已经无君无父禽兽不如了，要是连仁都反对，那真是想成为显学太难了。

但是对内，也就产生了许多古怪的难以理解和误解。

这就导致出现了很诡异的情况，儒家骂墨家都骂道禽兽不如的地步了，但依旧没说墨家不讲仁义。

毕竟墨子整天在讲仁义啊，总不好说人家不讲。甚至于战国末期，提起仁义，那必然是仲尼墨翟并列。

但若是仔细想想，墨家的仁义，和儒生、和此时天下主流理解的仁义，完全不同。

适觉得，这大可以为称之为“墨家特色仁义”。

换而言之，这不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意义上的“仁义”，而是用墨家自己的一套东西，披上了“仁义”的名。因为这是个好东西，大家都喜欢。

墨家起步的时候，终究是天下之“下流”，想要发展在初期就要借用“上流”的正确，借用仁义之名，然后再费劲心思把仁义改成完全不同于时代主流的意思。

终究，流行了数百年的话语权和理所当然，不是那么轻易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