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槿亲自开启了左护卫改革的大幕，随后赶回蜀王府，批准了舒师傅呈交的蜀考第三场四十五人名单。
只是朱平槿在名单后加了一个人——蔡绍諴。对此舒老儿脸红勃粗地提出抗议，可朱平槿轻飘飘一句话就让他闭了嘴，并且还得放下世子师傅的尊严，老老实实以臣子的身份，承认自己思虑不周——九五四五。九五之尊，岂非授人以柄？
朱平槿打了舒老儿一巴掌，又赏给了他一颗糖——送了一幅亲笔题字给他，感动得老同志热泪盈眶。
八月末，朱平槿像往常一样，迎着晨曦锻炼后便回到他的蜘蛛网中心呆着，感受四面八方传来的细微震动，评估近期的得失，安排下一阶段的工作。
朝廷那边没有什么新消息。通过官方渠道到达朱平槿这里，新消息一般也是两月前的旧消息了。
秦督傅宗龙与李自成开打没有？蓟辽总督洪承畴与黄台吉生死拉锯怎么样？所有朱平槿关心的问题，无论是邸报还是四川官府都没有一丝讯息。
身处信息真空的感觉很不好。就像在浓雾中飙车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猛烈追尾。
省里的大形势还是稳定的。
首先是今年秋粮丰收了，粮价大跌，今明两年饿死的川人应该不会多。饿死的人少了，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也会少很多。
从各地传回来的消息都表明，由于年初民乱被迅速平定，“除五蠹”这一波及全川的重大事件对今年农业生产影响不大。
对农业生产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老天爷，今年风调雨顺，去年大旱的情况没有出现，这才是丰收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陈士奇倒了，刘之勃也转移了工作重点，把盯住朱平槿的眼睛移到了那些贪官身上。他把盐道衙门的账目清完，立即向朝廷弹劾了几个属官。没等朝廷下旨，他便将弹劾官员的家给抄了。据官场传闻，他还秘密派了监纪同知方尧相到贡井和自流井去查访。
廖大亨赢得了与陈士奇的政治争斗，声望大涨，难免有些得意忘形。他派李师爷暗示灌县知县浙江人赵嘉炜（注一）弹劾蚕崖关巡司官员贪赃。谁知那个赵嘉炜虽是举贡（监生）出身，却是一个强项令。赵嘉炜态度强硬地把游说他的李师爷赶出了县衙，然后当着满街的百姓痛骂了李师爷一顿，甚至语涉抚台。
李师爷阴沟里翻船，灰头土脸之下，为免牵连东翁，只好辞了巡抚衙门差事。他不待出城，立即便前往蜀王府遵义门投了一封求职信。很快，李师爷就被朱平槿分派到了泸州，即将成为浩浩荡荡南下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除了这些狗屁倒灶的烂事，官府那边真正让朱平槿牵挂的，是都指挥同知鲁印昌和四川总镇坐营参将曹勋在成都北校场新近编练的官军。
鲁印昌在民户中募了一千五，又要从成都五卫军士中挑选一千，勉强凑齐官军编制的一个营。可成都五卫的军士太不给上官面子了。听到抽兵消息，那些可能被抽到的精壮瞬间便跑了个七七八八。不出几天，左护卫地盘上便多出了三千多人。除了数百军士外，还有他们的家属亲人。
成都五卫的将主们无可奈何，便跑到左护卫去找管事的尹家麟叫喊。他们拿够了王府的补偿银子，又跑到城外去抓人顶数。
秋收季节的流民本来就少，而且最近城外的流民多被王府组织到了金堂县、双流县、新津县和彭山县等靠近岷江和沱江的渡口城市，等待船运泸州。这样一来，连东门人市里也变得空空荡荡。这些将主不敢到王府和士绅的庄田里去撒野，只好回来向都司衙门叫苦，报了个“军士逃籍、查无踪迹”就算了事。
卫所士卒不足为虑。但没有什么安全感的朱平槿两口子仍然采取了极为谨慎的应对手段。情通局在成都东北角的昭忠祠附近设了一个永久观察点，从此处可以全程监控北较场的练兵调动情况。朱平槿还决定，一旦下批护商队士兵练成，立即再往王府悄悄调动几百人。
……
外部形势总体可控，内部形势更是一片大好。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好消息仍然是农业丰收。
以前预估，今年蜀王府的秋粮收成约为一百五十万石。但等罗雨虹送来初步汇总表，朱平槿大吃一惊。因为各地王庄报上来的数字总和，竟然比他预估数高了整整三成，已经达到了二百万石（注一）！
各地王庄报的数字，最后都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粮食交上来，所以这个数字只会低不会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统计出了问题？他老婆一语道破玄机。原因三样：
原有土地面积登记不实；
通过开荒扩大了耕地面积；
旱作高产作物的逐渐推广。
他老婆举仁寿为例，给他讲了今秋农业大幅增产的缘由。
土地面积登记不实，实际上就是隐田（注二）。隐匿田土逃税，是隐田的主要原因。但地瘠折亩，以种子数折亩，或者估产数折亩，也会因为折算偏差而产生隐田。仁寿县官方登记了二十八万亩田地，但隐田到底有多少？没有精确测量谁也不知道，但肯定存在大量的隐田。
如李崇文的同学郭世喻家在龙泉山西边有田九百一十六亩水田。王府代他耕种，皮六骨四，即变相投献。最近郭家庄收了谷子，发现单产偏高，便拿弓尺对田地面积进行了测量。一测才发现，郭家的田土实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亩，比官府登记的面积多了三分之一强！像郭家这种隐匿田土逃匿税收的做法，在大明很普遍。按田亩数征税可以隐田漏税，但按实物征收立刻原形毕露。
开荒方面，也是仁寿县最早搞，效果最好。到目前，仁寿一县估计已经开了十万亩。
荒地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熟地，一种是生地，两者开垦的成本和难度相差很大。熟地俗称抛荒地。以前种过庄稼，后来人走了，隔几年地便抛荒了。这种地因为平整过，沟渠池塘等基础设施还在，只要将地面的灌木杂草除去，再翻整一遍，便可以下种耕作。
生地不一样，一切都要从头来。仁寿县的浅丘深丘存在大量未开发的生地。因为远离河流，也没有池塘水窖等储存雨水的基础设施，这些宝贵的土地荒废了不知多少年。此外，生地开荒还要砍树、挖蔸、清石、整地、保坎，工作量非常大。一旦遭遇野兽袭击，开荒的人还有生命危险。
仁寿开荒的经验表明，开荒难度很大，但仍大有可为。关键有两点，一是政策，二是组织。
要通过政策，让农民开荒有利可图。李崇文原定开荒地两年免租的政策。罗雨虹第二次到仁寿，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开荒地三年只收一半租子的规定，即所谓的“两免三减半”。新政实施后，庄户们开荒热情再度空前高涨。到处都可见农民在砍树烧荒，天空烟焰弥漫，好像一场森林大火。
此外，罗雨虹还推广了仁寿集中流民战俘连片开荒和大搞水利设施建设的经验。她甚至给了那些战俘一个政策，如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允许他们三年后享受庄户待遇，可以分田分地。
旱作庄稼首推玉米的大面积推广和红薯的试种成功。
玉米在蜀地叫做“苞谷”，喜湿喜肥喜高温，生长期较短，可以在深丘薄土沙地上种植。玉米也是春播秋收，与水稻的生长期基本重合，但因可以种在较陡的山坡上，所以并不与水稻这种主产农作物抢地，最适合在西南山区种植。在仁寿县，大部分新开垦的深丘土地上都种上了冬麦和苞谷。夏割冬麦，秋掰苞谷，产量十分惊人——山坡的瘠田上也能出产一石五！
然而比起红薯，玉米的产量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红薯在四川叫“红苕”。仁寿县以前没有红苕的种植历史，农民对红苕的喜好一无所知。李崇文拿了本从刘红婷她爹书房里搜来的《农政全书》，依样画葫芦，在县城周边试种了几亩。
几日前新任仁寿总庄主小太监丁原给朱平槿奏告，还捎来根拴着红绳的红苕，称这东西产量极高，估计亩产可达七石！他请求在仁寿县大面积推广红苕种植。朱平槿嚼着削了皮的生红苕，向身边小太监口述了他的重要指示：一亩七石，殊为少也！待尔长成，卅（sa）亦寻常！准种五千，地分各处。内江建庄，种它五万！
红苕就是一坨淀粉。淀粉的化学成份就是一种多糖，糖吃多了胃里自然会返酸。据说人连吃四五天红苕后，见着红苕就想吐。朱平槿前世的爹是内江籍，三分天灾、七分**时尚在当地小学读书。后来他爹跳出龙门进了城，也许是过去经历太惨痛，他爹从来不准在自己家里吃红苕，连红苕稀饭也不准煮。朱平槿想吃的时候，只能偷偷在街角上买一根烤红苕，吃完了才敢回家。
如今大明朝风雨飘摇，最大的问题是吃饱而不是吃好。因此朱平槿只得被迫放弃个人喜好，违心地种起红苕来。红苕最大的好处就是产量惊人，稍肥点的田，一亩四千斤没有多大的问题。丁原没有见识过红苕产量，几百斤便大喊大叫。
红苕食用也很方便。切片蒸熟后晒干水分，便成了即食食品红苕干。大概四斤可以晒出一斤，如此亩产也有千斤出头。这比起种植水稻，一亩等于两亩半。
红苕也有缺点。不仅喜肥，而且招虫。虫害严重时，会导致大面积绝收。朱平槿不准丁原把红苕田连成一片，分开各处去种，就是为此。
至于为什么要在内江县大量种红苕？因为那里的丘陵和山地，是中国最适合种植红苕和甘蔗的地方。别人不知道，可朱平槿就是知道，不要问为什么。
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朱平槿的老婆谈及她对仁寿人民的伟大贡献，便不无夸耀地在朱平槿面前哼唱：
“崇祯十四年，那是一个春天！”
注一：这个数字看着挺大，实际上仅相当于现在四川一个农业大县平均年产量的五分之一或更少。
注二：隐田现象不仅明朝有，今天卫星上天一样有。山区比丘陵区严重；丘陵区比平坝区严重。比如重庆市的部分山区，耕地数字就有两个。一个上报交税，一个是自己知道。以至于在颁给农民的土地证上的数字后面，还要再打个括号（出自近期重庆市某区国土部门的公开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