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号称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
这里除了有驰名遐迩的黄山，还有富可敌国的徽商。
人们曾经传说，因为徽州地少贫瘠，所以成年男人都外出经商。因为经商，因为仁义，因为团结，所以都很有钱。
这套骗鬼的理论从明初就到处流传，传了不少年，一直传到朱平槿的前世。徽州又变成温州，翻新出不少的版本。
可中国的穷地方多得很，成群结队外出打工的男人也不少，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产生成气候的商帮呢？
事实上，大明朝所有成气候的商帮都与朝廷的政策有关。
闽、浙海商的崛起是因为朝廷禁海，所以海商走私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山西晋商的崛起是因为与蒙古和鞑子边贸走私，同样可获巨额利润。
徽商的崛起，则与朝廷的另一项政策有关，那就是盐的专卖。
徽州因为地少，所以经商；因为经商，便把徽州盛产的木材、茶叶和文房四宝运出去，把需要的粮食和盐运进来；因为运盐，在管盐的朝廷官员中形成了人脉圈；因为拥有了人脉，所以他们便依附着权贵们，成为权贵们在所辖经济领域的白手套；因为要与更多的权贵官员打交道，所以他们急于融入官方文化；因为急于融入，所以让自己的孩子们读书；孩子们读了书，考取了举人、进士，成了官员，又可以在官场中形成徽帮，帮助自己家里赚更多的钱。
通过依附权利，并通过权利寻租钻政策空隙，这就是徽商崛起的逻辑链。
一眼看穿，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神秘的文化。
全面放开海禁，海商不可能一夜巨富；朝廷严打走私，晋商迟早全军覆灭；全面废除盐业专卖，微商不可能称霸两淮。等大英帝国携洋枪洋炮来到中国。徽商既不能抗衡之，又不能腐蚀之，只好彻底完蛋。多年以后，重新向谢灵运取经，开发旅游业。
朱平槿两口子在蜀地大干快上，他们也有这样权利依附者。
朱平槿在雅州大搞走私，不到一年，洪其惠就给他老婆汇报说，雅州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雅商集团。这个集团坚定地支持蜀王府。
洪其惠的话说了前半截，没说后半截。
后半截是什么？那就是他洪家、傅元修家、刘道贞家都是这个雅商集团的领袖。那些曾经反对他们后来又及时转向的士绅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
老婆给朱平槿吹枕边风，说刘道贞为什么急于拿下芦山县和临关？难道不是芦山县和临关控制了茶马古道的临关路，挡了雅商集团的财路？
他老婆还说，既然这个雅商集团是朱平槿权利的附属品，那么就没有必要动它。权利既然租出去，总要收一点租金回来。雅州上下全力支持蜀王府，那就是这个集团缴纳的最好租金。如果将来要消弱这个集团，那只需要多开几个边贸口子就行了：比如都江堰的蚕崖关、龙安府的白水关等等。
朱平槿则反诘他老婆道，收租子最快的办法难道不是打麻将，来一个抄家胡？
……
在明清两代曾经辉煌一时的徽商集团，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败和西方大国的入侵而消亡了。但徽商集团第一次现出虚弱的原形，是在崇祯十五年。
崇祯朝廷缺饷，对盐商竭泽而渔。徽商拿着大量废纸般的盐引，欲哭无泪。
雪上加霜的是，外出打工的人挣不回钱来，家里的人又遭了灾。
受小冰期的影响，从崇祯十二年开始，徽州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山木焦黄。当地缺粮食，可以从外地运进来。可这次大灾，不是徽州一个地区的灾难，而是整个江南江北的大灾难。
苏州，这个与杭州齐名的人文荟萃之地，也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除了苏州府，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还有松江府。除此之外，南直隶在江南的几个府，几乎个个难以幸免。
徽州的主要运输通道是新安江，江水依然，杭州的粮船可以直达屯溪。可浙江的情况虽比南直隶好些，但以一个自顾不暇的浙省，又能向徽州调去多少粮食？就算调去了，也是苏州、松江这些距离较近的地方，绝不会舍近求远。
徽州这个南京的后花园，顿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连续三年五两以上的粮价，瞬间吸干了徽州三百年积聚的财富。她就像一个曾经阔过的破落户，露出了其底蕴的薄弱。
……
信阳大败之后，张献忠避开左良玉部的主攻方向，向东进入安徽，依托安徽、河南、湖广三省交界处的英、霍山区，即大别山区，与长期在这一地区作战的革左五营时分时合，严重威胁到南直隶的庐州、安庆等府。
南直隶是大明的第一个首都区，配置了大量卫所，总体军事力量并不弱于湖广。为了剿灭献贼，南直隶能打的官军都上阵了，最近黄得功部、刘良佐部一直在穷追流贼，时有胜负。
官贼拉锯与江东大灾，是邱子贡掌握的第一手时局材料。他经过反复思考，在船上亲自动手给朱平槿写了封密信。
江东地区不仅是朝廷税赋的根本，也是南直隶官军的主要供应地。仅苏州和松江两府，粮税正额就高达二百五十万和九十六万石，形成著名的“江南重税区”。如今直浙大旱，朝廷依然不肯减免税赋，就算不至于酿成大乱，南直隶官军的战斗力必然被重挫。所以他对江东地区未来的预判，那就是“江北大乱，江南小乱”。
虽然对江东的未来悲观，但邱子贡也认为，直浙富庶，骤遇天灾，几年后必然恢复，而且恢复的速度远快于中原，甚至快于四川。因此朱平槿欲得天下，绝不能坐视江南江北各主要城市被流贼或鞑子夺去，成为他们饷军扩军的基地。就算将来蜀军不能长期坚守这些地区，也应与之来回拉锯，反复争夺。
这时，邱子贡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明确提醒朱平槿，历史上的的东晋和南宋，都是在中原全失的不利局面下，依托江南的财富，最后稳住了脚跟。
而大明朝的太祖朱元璋，更是首先以淮泗定江南，然后北伐成功定鼎天下。
作为最后的结论，他向朱平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划江而治”。
而朱平槿在收到他的信后，用鹅毛笔批了一句话，并批转若干心腹大臣传阅。
朱平槿批的这句话是：“守江必守淮！安蜀必安汉！”
……
在这封信中，邱子贡还用所见所闻论证了朱平槿在江东“布点布仁”的战略远见。
邱子贡认为，四川“如陷锅底”，很容易被外面的世界封锁。若流贼或鞑子囊括天下，四川以一省之力，无论如何也难抗全天下之力。
因此，应该着力于长江水道控制，着力于长江水师建设，并在三峡外寻找几个可以长期坚守的要点城市。如湖广、江西境内的夷陵、荆州、岳阳、武昌、湖口或九江等几个沿江城市。
邱子贡道，占了夷陵，便控制了三峡出入口；占了荆州，便屏蔽了常德；占了岳阳，就守住了洞庭湖和湘江；占了武昌，就威胁了汉江上的襄阳；占了湖口和九江，便可凭借赣江窥视整个江西。
这些要点城市依水而建，可用水师决胜；盛产粮食，可以养活足够多的人；城大而坚，可以屯重兵控制重要的地区。
邱子贡建议朱平槿立即着手拿下夷陵。夷陵是三峡的出口，一座耸立于江心的南津关，威胁着所有进出川江的船只。如果不趁早及时夺取，四川有被溺死在锅底的危险。
关于灾民处置的思路，邱子贡认为这几十万灾民对四川不是包袱，而是宝贵的财富，是“上天以之资世子”。
理由他讲了三条：人心向背、身体素质和丁壮比例。
这些灾民千里跋涉，阅尽人间悲苦，若是及时市恩，必能让他们感恩戴德；能走到江边的人，身体素质都是极好的，因为身体差的早已在路上被淘汰；丁壮比例高的出奇，大约三至四人里便有一名。
如果将这些灾民尽迁蜀地，虽会在短期内会给蜀地粮食供应造成很大压力，但经过一两年，当他们开荒垦地种出粮食，那么就会为蜀地持续带来更多的利益。
除了开荒种地，这批灾民还是庞大的兵源。他估计，起码有丁壮十万以上。若“三签其一为兵，则须臾间可得兵三万。教以战阵，旬月可得强军数支。使之驰骋江南，何人可当其镝？”
如此丰富的一笔人力资源，蜀地不拿，官军拿了，将来必成后患；若是流贼裹挟，那就会危及大明天下。
最后邱子贡以他见到的五千石大船提醒朱平槿。
“若要恢复朱家祖业，需不忘蒙元以马背得天下，而太祖以船撸得天下！”
他再次建议朱平槿，“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提早培养水师人才，建设大型船厂，打造大型、精良的水师战船。
邱子贡发出这封密信，立即求见了皖抚郑二阳，答应他运走全部灾民。但官府除了负责将灾民运输到夷陵外，还要送给他十条两千石以上的大船，以便他有足够的船只将灾民运回蜀地。否则这些灾民滞留夷陵，定会祸乱荆州。那时湖广方面闹起来，蜀王府和郑巡抚都落不下好处。
蜀舅爷的慷慨应允，让为难民问题心急如焚的郑巡抚喜出望外。他立即答应了邱子贡的要求，甚至还多给了他几十余条五百石到三千石的双樯大船。其实这位巡抚最担心的，就是英、霍流贼下山，将这些灾民裹挟为贼。那样一来，庐州、安庆两府必然烽火连天、生灵涂炭。
可郑二阳并没有到过四川。他不知道超过一千石的船，在冬季枯水期绝对不可能通过三峡浅滩。邱子贡搞来两千石大船，用途绝不是拉走流民。
留下人手处理灾民的事情，邱子贡便继续启程，与黄锦、于劼的钦差官船一起到了南京。
“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才是邱子贡的主要目的地。
南京虽然没有藩封，但拥有大量的开国勋贵和文武官员，因此一家上档次有背景的钱庄是要开的；南京户部代京师户部征税，关系到蜀世子朱平槿金融计划的实现，因此相关重量级官员是一定要拜见的。
邱子贡在南京逗留了十余天，通过黄锦的引荐紧锣密鼓地拜见了南京兵部和户部的官员，又请几位以后不免要打交道的勋戚和太监喝了花酒，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包括魏国公徐宏基、诚意伯刘孔昭、忻（xin）城伯赵之龙、成安伯郭祚永等勋贵及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等人，送上了些许蜀地所出土特产，还买了几个美女送人。
在南京收获了官场的支持和民众的好感，邱子贡便轻车简从离开南京到了镇江，转官河（江南运河）继续南行，经苏州直到运河的终点——杭州。
他到杭州的目的，一来到闻名已久的西湖游玩，放松自己；二来是履行朱平信对他的嘱托，通过接触江南名士，宣扬蜀王府的仁德，并寻找一个合适的“点”。
邱子贡在南京忙于交际打点，于劼则以钦差官船开路，带着朱平槿委托的重要事务以及肥皂、粮食等物资到了苏州。
在南京，每石粮食二两八钱，两万石粮食一天卖完；而在苏州，两万石粮食一个时辰卖完，每石粮食三两二钱。
最后剩下的一万多石粮食跟着于劼的官船经运河北上，它们将在徐州与兖州之间地区发卖。山东那边的粮价已经高达七两到十五两，每天饿毙冻死的人数以千计。
但是比起灾难的中心——河南，山东又算是天堂了。在河南的某些地方，纵有金山银山，也换不来一抔米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