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记事儿起，这条街一直被称做下街，解放后才有正式的名称——安平路。

解放前，此地类似于城市里的贫民窟，盖房子没人管。所以，城里拉洋车的穷哥们儿就聚到这儿来了。拉洋车的兄弟有的是力气，铲除荆棘和茅草，用废砖、乱石垒起了一片简易房。为了出行方便，他们在两片房子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这大概就是下街的雏形了。后来，挑担子捎脚的哥们儿来了，沿街剃头的“待招”们来了，卖大炕的窑姐儿也来了……从此，这条不算大的街就有了不凡的历史。虽然经年流转，但遗风使然，街上依旧出产顽劣子弟和浮浪女子，他们使下街这个地方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声名远扬。

我爷爷说，他拉着洋车在这里垒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下街的西面有一条长满芦苇的河。夏天，满河都是洗澡的人，男人光屁股，女人穿大花裤衩。河水在这个季节很温柔，到了秋天就变得暴躁起来，时常卷起墙那么高的浪，猛砸河沿芦苇边的破房。现在，那条河没有了，就像下街两旁的柳树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失踪了。六十年代初，那条河的旧址上多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厂房，每天都有臭鸡蛋味道从里面飘出来，弥漫在下街的天空里。

下街的柳树没有了，它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现在，街道两旁全是法国梧桐，梧桐叶子上落满油腻腻的灰尘。知了趴在叶子下面不时“叽”上一声。碰上“叽”声大了，街上那条著名的流浪狗便会偏着头到处乱看，像是在跳探戈舞。此刻，我满脑子都是杨波这个名字。脑袋偏向杨波家的那扇窗户……关什么窗啊，大夏天的。

那个夏天的午后，我遭了枪击似的站在下街大厕所的门口，呆望一个女孩家的窗户。

那个夏天的午后，我野心勃勃，发誓要把这个叫杨波的姑娘领回自己的家。

那个午后，在大厕所对面，在那幢高楼下的荫凉里，在几辆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旁，有几帮人在下棋在打牌在吹牛。

下棋的这堆人里面有个腿短身子长的中年人，他叫王老八，大人们说，文革的时候，这家伙是下街一霸，谁的反都敢造。他下得一手好象棋，人也很江湖，可惜现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草。打牌的人堆里有个满脸麻子的三哥，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叫他屎蛋，他打得一手漂亮的“够级”。吹牛的人堆里有个兰斜眼，这家伙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儿骂着贬着使唤着，依然乐呵呵。他是个热心肠，就像下街人调侃的，人好，嘴臭。

我爷爷去年去世的时候，我跟人打架受了伤，躺在医院里“洋干”（当地土话，半死不活的意思）。我爸爸哭得没了力气，我哥哥在劳教所里关着，我妈就去找了王老八。我妈说，他王八哥，我家老爷子死了。王老八没有说话，打发我妈走了，回头拖着一架板车去了我家。后来我爸爸说，你八叔混帐归混帐，是个好人呢，帮我发付你爷爷……我没让他多唠叨，我说，他算什么好人？好人还扒咱家的房子？我爸爸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咱们家搞迷信活动，不扒房子不行呢。

尽管我也有些感激王老八帮我孝敬爷爷，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感觉不爽，他扒过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房子。

我朦胧记得，那年我爷爷在正屋的桌子上摆了一个我家祖先的牌位，王老八带着一帮戴红袖标的人来了……

我爷爷说，扒就扒了吧，三十多年的老屋了，也该翻新翻新了；我爸爸说，这事儿不怪王八，是街道上让他来的。

我哥哥有一阵子跟王老八相处得很好，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到处出溜。

后来我哥哥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

再后来王老八就蔫了，我哥哥砍断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只手。

我这里正提着裤子张望杨波家的窗户，麻脸三哥看见我了，一个烟头嗖地弹了过来：“老二，瞎**看什么看？”

我刚回了一下头，兰斜眼就踩着地雷似的暴叫起来：“好家伙哎！大家快看，是不是一哥出来了？”

一个光着膀子，满身都是青色文身的汉子从一辆自行车上跳下来，就势将车子冲兰斜眼一丢：“刚出来。”

下棋的，打牌的，吹牛的全都安静下来，齐刷刷地瞄向了他，眼神万般复杂。

一哥将拴在裤腰上的汗衫抽下来，当空挥了一下，冲麻脸三哥一摆头：“老三，来一下。”

三哥的脸忽地黄了，弹簧似的跳起来，战战兢兢地跟在一身黝黑腱子肉的一哥身后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

不多时候，胡同里就传出三哥杀猪般的惨叫：“一哥饶命，我不敢啦！一哥，饶了兄弟啊……”

王老八扫一眼公鸡打鸣般抻着脖子听声音的人群，晃一下脑袋，拎起马扎踱进了楼房旁边的那家小酒馆。

兰斜眼的脸黄成了鸭子皮，两条腿哆嗦得就像车床下面挂着的鼻涕：“老天，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啊……”

一哥名叫张毅，是我的哥哥。

这一天，我哥刚从劳教所里出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一身虎威，霸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