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赖文光、孙葵心和总部警卫团一部乘火车到达了鸡公山坐镇指挥。李哲充当了南进战事的临时参谋长。此时他实际负责的军政大学已经有一批从普鲁士军事学院学成归国任教的人员，我也是让他亲自带着这帮年轻人在战争实践中历练一番。

陈浩和董大海现在都在北京。我军主力投入对湘军的作战，北方第一师驻守范围大大加大，而且加强对北京清廷中枢和天津、烟台海口的控制对我们至关重要，更不要说还需要和列强们的外交官打交道了。辛兴在防区到处视察巡视，北方的防务主要由董大海具体负责协调。陈浩的政治、外交和财政方面的任务够重的，需要的力的助手。难得的是他还在坚持著述，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又空闲就到武胜大学各学院，甚至一些中学演讲。让哥们赞一个佩服。本哥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可是短短续续的。

曾国藩没有示弱。立刻宣布奉太后密诏“清君侧”。并且发表了一篇历数我们大罪的长长的檄文。大意：徐陈等本系乱党，蒙我朝天恩招抚，然贼性不改，不思报效天恩，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弑当今生母，囚皇上与太后，擅杀大臣，乱政营私，减万岁供奉，克王公之薪俸。勾结洋人卖国，准行洋商鸦片，擅开通商口岸，使大清门户洞开，一、外人尽窥虚实，更私允洋教传播，乱我民风正气，复勾连洋人新办铁路，动山河气脉，震祖宗寝陵。为修路拆民房迁坟墓，人民生死不安，其暴虐荼毒堪比隋炀。不遵旧制擅便衣冠，窃夺国柄却勾结匪人，捻匪长毛悉为上宾，衣冠华族流落无依。总之把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罪恶滔天，就连我们收复东北边陲的事情也被描绘成了与俄人勾连为后来卖国寻求借口。

在我们控制区之外百姓士绅分为了支持和反对我们的两派。当然，支持的都是心中暗暗支持。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在绝望中忽然看到了新希望，振作起来与湘军周旋。我们控制区由于有严密的基层组织和军情处、调查处两大情报机构，曾国藩的檄文基本无法传播到一般民众。民众知道的都是曾国藩大逆不道公然反叛了。而且经过多年宣传教育，加上生活确实比以前安定富足了许多，我们的民众支持度还是相当高的。而且在我们的舆论引导，特别是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下，民族主义思想抬头，大家对满清政权已经没有多少忠诚度了。

我们在对方控制区的宣传比对方成功的多，不仅是军情处间谍的功劳。还有我们的广播。收音机已经成了有头脸的人物的身份标志，就如最初西洋座钟一般。这种每天6小时广播的传播威力是巨大的。从新闻到音乐到各种评论、评书、歌曲以及各种知识讲座。承担了极大的宣传功效。

湘淮系内部似乎也并非一个声音。只有曾国藩直系系统的表态支持，李鸿章和左宗棠默不作声。像沈葆桢之类的由于在曾的势力范围，支持的表态相当勉强。由于曾国藩檄文为了争取保守士绅支持，文中有指责我们勾结洋人出卖权益的说法，列强相当疑虑，纷纷表示这是清国内部事务，他们采取不干涉的立场。这大约也是李鸿章、左宗棠不表态的原因，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左宗棠在福建的船政局都需要洋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