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伐中原时，魏帝曹叡曾采纳司马懿的建议，诏凉州刺史徐邈遣人入羌，馈以金帛，许以和亲，诱使一部分原本亲近大汉的羌人背汉附魏，率众袭击位在成都西北的汶山郡，围困郡治汶山县长达一月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北伐大军的精力。
汶山太守韩祯率吏民死守，终于未使城池陷落，后来汉军北伐不利撤兵，羌人也连忙撤回自己的领地，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打痛快了就跑，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
制裁这群反复无常的羌人的任务，便交予了姜维。
北伐时，虽说姜维也曾星夜驰援被困街亭的马谡，可终归只是率领三百轻骑突击，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姜维与马盈两个人的战斗。像此次这样独自率领军团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算是姜维的初战。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诸葛亮专门为姜维挑选了一位重量级的帮手——关羽之子，袭爵汉寿亭侯，中监军关兴。
除此之外，此次出征的任务绝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要将渐趋偏向曹魏的人心重新笼络到大汉身上，这可不是单单依靠兵戈便能实现的。因此出征前，姜维也对羌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性做了详尽的了解，做到有备无患。
话说羌汉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东汉时，便常常爆发羌乱，两族之间爱恨缠绵，恩仇不休。
不过千百年前，羌族原与华夏族一样，都是生活在华夏沃土之上的古老民族，两族之间甚至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相传上古时代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大禹便是羌人，而这种说法早在战国时期便已成形。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而这石纽山便是如今羌族的聚居地之一，山中有一穴名为“禹穴”，旁边有一泉名为摩崖甘泉，相传大禹的母亲最初便居于此穴，并饮用甘泉的水，由此孕育了大禹。
另外，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道，“禹兴于西羌。”西汉陆贾《新语》中也记载，“大禹出于西羌。”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也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弟名痢儿畔。”关于大禹的身世，种种说法莫衷一是，可如此多的传说记述，又绝非空穴来风。
而且除大禹之外，另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辅佐周武王灭商，开启周代八百年江山的姜太公姜子牙，相传也是羌人。
实际上，姜维的姜姓，本身便与羌族有着脱不开的血缘关系。换句话说，姜维的体内，极有可能流淌着部分羌族的血液。
古时候，姜就是羌，二者本是一体，同为东方大族的族称。“姜”与“羌”字的上半部分都是“羊”，只有下半部分略有不同。相传该族的子女诞生下来，如果为儿便姓作羌，如果为女便姓作姜。
姜和羌同是牧羊人的儿女，而汉和羌也同样都是华夏儿女。
商代时，羌曾是西方最大的一个方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由于连年旱灾，部分羌人开始向周边迁徙。
战国初年，河湟地区的羌人推无弋爰剑为豪酋，人口日益繁茂。武帝设河西四郡后，羌人逐渐摆脱了匈奴的役使，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逐渐兴盛起来。宣帝时，羌人的一支曾攻金城，为天水赵氏的先人，将军赵充国所败。后来汉宣帝设金城属国，管理归附的羌人部落。此后直至王莽代汉，汉羌之间大致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
王莽之乱后，中原动荡，羌人乘机内迁。后汉时，羌汉杂居者愈多，二者之间的摩擦也随之增多。汉和帝时期，羌汉之间的战争开始频繁起来。此后直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段颎（音冏）彻底镇压东羌，前后凡八十余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便爆发了三十余次，所耗甚大。
时人曾有论曰：“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可以说，羌乱正是东汉衰亡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军在镇压羌乱的同时，亦残酷屠杀羌族百姓，而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杀掠无辜汉民，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并，也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可是究羌乱之根源，既不能怪羌人，也不能怪汉人。要怪便只能怪贪得无厌的汉羌上层统治者，他们才是招致祸乱的罪魁祸首。
羌人饱受地方官吏豪强的奴役和压迫，而汉朝又频繁征发羌人服役，致使羌人家穷民困，窘迫潦倒，有的官吏兵将甚至掠羌人妇女为奴为婢，以致怨声载道，进而叛乱频发。可汉廷统治者既不讲求安抚，只一味血腥镇压，所派遣的将帅又常常对羌人欺凌讹诈，言而无信，许以空头支票招抚叛民，待其投诚归附后，杀降冒功，致使朝廷信誉扫地，羌人叛心愈坚，平叛难度愈大。
而羌人中的豪酋，亦以汉族掌权者的欺压和奸诈为托辞，煽动羌人的民族仇恨情绪，驱使羌人不断发动叛乱，或从中直接掠取财富、奴隶，或逼迫汉王朝让步，采取怀柔政策，以便从中牟利，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
可以说，正是由于汉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欲壑难填，才致使两族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彻底破裂，而且愈演愈烈，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苛政猛于虎也！
东汉末年，汉祚衰微，羌人却趁机恢复了元气。先是生于凉州的董卓多与羌人首领结交，借助羌族力量，构筑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后抓住时机进军洛阳，把持朝政，废帝杀后，敲响了汉王朝的丧钟。
后来，马腾、韩遂亦借助羌人的力量，割据陇西，成为一方诸侯。羌人更是号马腾之子马超为“神威天将军”，将其为奉若神明。马超归附蜀汉后，诸葛亮以《隆中对》中便已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战略思想为依据，借助西凉马家在羌人族群中的名望，坚持“和”、“抚”的怀柔政策，使蜀汉与羌人的关系日趋友好，也使北境得以安宁。
光阴流逝，岁月变迁。
如今，羌人的足迹已遍布雍、凉二州和益州北部，与汉民杂居；在更远的河湟地区，也有氐羌混居，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种落，诸如白马、烧当、烧何、参狼、虔人、当煎、勒姐、牢羌、沈氐羌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种落，多者十余万人，少的不过万余人，他们星罗棋布的坐落在汉魏边境地区，好似一颗颗黑白分明的棋子，落于纵横交错的棋枰之上。
此次趁北伐之际在背后作乱的羌人，便是烧当羌与烧何羌中的两支。他们的祖先曾盟誓，世代约为兄弟。烧何羌的那一支，首领名为彻里吉；而烧当羌的那支，为姚氏，首领名为姚迷乌。
一伐中原时，魏帝曹叡曾采纳司马懿的建议，诏凉州刺史徐邈遣人入羌，馈以金帛，许以和亲，诱使一部分原本亲近大汉的羌人背汉附魏，率众袭击位在成都西北的汶山郡，围困郡治汶山县长达一月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北伐大军的精力。
汶山太守韩祯率吏民死守，终于未使城池陷落，后来汉军北伐不利撤兵，羌人也连忙撤回自己的领地，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打痛快了就跑，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
制裁这群反复无常的羌人的任务，便交予了姜维。
北伐时，虽说姜维也曾星夜驰援被困街亭的马谡，可终归只是率领三百轻骑突击，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姜维与马盈两个人的战斗。像此次这样独自率领军团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算是姜维的初战。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诸葛亮专门为姜维挑选了一位重量级的帮手——关羽之子，袭爵汉寿亭侯，中监军关兴。
除此之外，此次出征的任务绝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要将渐趋偏向曹魏的人心重新笼络到大汉身上，这可不是单单依靠兵戈便能实现的。因此出征前，姜维也对羌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性做了详尽的了解，做到有备无患。
话说羌汉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东汉时，便常常爆发羌乱，两族之间爱恨缠绵，恩仇不休。
不过千百年前，羌族原与华夏族一样，都是生活在华夏沃土之上的古老民族，两族之间甚至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相传上古时代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大禹便是羌人，而这种说法早在战国时期便已成形。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而这石纽山便是如今羌族的聚居地之一，山中有一穴名为“禹穴”，旁边有一泉名为摩崖甘泉，相传大禹的母亲最初便居于此穴，并饮用甘泉的水，由此孕育了大禹。
另外，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道，“禹兴于西羌。”西汉陆贾《新语》中也记载，“大禹出于西羌。”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也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弟名痢儿畔。”关于大禹的身世，种种说法莫衷一是，可如此多的传说记述，又绝非空穴来风。
而且除大禹之外，另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辅佐周武王灭商，开启周代八百年江山的姜太公姜子牙，相传也是羌人。
实际上，姜维的姜姓，本身便与羌族有着脱不开的血缘关系。换句话说，姜维的体内，极有可能流淌着部分羌族的血液。
古时候，姜就是羌，二者本是一体，同为东方大族的族称。“姜”与“羌”字的上半部分都是“羊”，只有下半部分略有不同。相传该族的子女诞生下来，如果为儿便姓作羌，如果为女便姓作姜。
姜和羌同是牧羊人的儿女，而汉和羌也同样都是华夏儿女。
商代时，羌曾是西方最大的一个方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由于连年旱灾，部分羌人开始向周边迁徙。
战国初年，河湟地区的羌人推无弋爰剑为豪酋，人口日益繁茂。武帝设河西四郡后，羌人逐渐摆脱了匈奴的役使，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逐渐兴盛起来。宣帝时，羌人的一支曾攻金城，为天水赵氏的先人，将军赵充国所败。后来汉宣帝设金城属国，管理归附的羌人部落。此后直至王莽代汉，汉羌之间大致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
王莽之乱后，中原动荡，羌人乘机内迁。后汉时，羌汉杂居者愈多，二者之间的摩擦也随之增多。汉和帝时期，羌汉之间的战争开始频繁起来。此后直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段颎（音冏）彻底镇压东羌，前后凡八十余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便爆发了三十余次，所耗甚大。
时人曾有论曰：“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可以说，羌乱正是东汉衰亡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军在镇压羌乱的同时，亦残酷屠杀羌族百姓，而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杀掠无辜汉民，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并，也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可是究羌乱之根源，既不能怪羌人，也不能怪汉人。要怪便只能怪贪得无厌的汉羌上层统治者，他们才是招致祸乱的罪魁祸首。
羌人饱受地方官吏豪强的奴役和压迫，而汉朝又频繁征发羌人服役，致使羌人家穷民困，窘迫潦倒，有的官吏兵将甚至掠羌人妇女为奴为婢，以致怨声载道，进而叛乱频发。可汉廷统治者既不讲求安抚，只一味血腥镇压，所派遣的将帅又常常对羌人欺凌讹诈，言而无信，许以空头支票招抚叛民，待其投诚归附后，杀降冒功，致使朝廷信誉扫地，羌人叛心愈坚，平叛难度愈大。
而羌人中的豪酋，亦以汉族掌权者的欺压和奸诈为托辞，煽动羌人的民族仇恨情绪，驱使羌人不断发动叛乱，或从中直接掠取财富、奴隶，或逼迫汉王朝让步，采取怀柔政策，以便从中牟利，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
可以说，正是由于汉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欲壑难填，才致使两族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彻底破裂，而且愈演愈烈，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苛政猛于虎也！
东汉末年，汉祚衰微，羌人却趁机恢复了元气。先是生于凉州的董卓多与羌人首领结交，借助羌族力量，构筑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后抓住时机进军洛阳，把持朝政，废帝杀后，敲响了汉王朝的丧钟。
后来，马腾、韩遂亦借助羌人的力量，割据陇西，成为一方诸侯。羌人更是号马腾之子马超为“神威天将军”，将其为奉若神明。马超归附蜀汉后，诸葛亮以《隆中对》中便已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战略思想为依据，借助西凉马家在羌人族群中的名望，坚持“和”、“抚”的怀柔政策，使蜀汉与羌人的关系日趋友好，也使北境得以安宁。
光阴流逝，岁月变迁。
如今，羌人的足迹已遍布雍、凉二州和益州北部，与汉民杂居；在更远的河湟地区，也有氐羌混居，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种落，诸如白马、烧当、烧何、参狼、虔人、当煎、勒姐、牢羌、沈氐羌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种落，多者十余万人，少的不过万余人，他们星罗棋布的坐落在汉魏边境地区，好似一颗颗黑白分明的棋子，落于纵横交错的棋枰之上。
此次趁北伐之际在背后作乱的羌人，便是烧当羌与烧何羌中的两支。他们的祖先曾盟誓，世代约为兄弟。烧何羌的那一支，首领名为彻里吉；而烧当羌的那支，为姚氏，首领名为姚迷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