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奇山所。

郑芝龙走了，郑芝豹也走了，郑森还是不在，曾樱又非常识趣的就待在登州。这叫留守后方，主持军需运转大计的冯澄世很有种翻身做主的感觉。

虽然他知道自己做的将是一件‘臭名昭著’的事儿，会被天下士林唾弃，甚至遗臭百年。可冯澄世却甘之如饴。

这种大权在握，扫荡一切的滋味太美妙了。

作为郑氏集团下的一员，他一个小小秀才，为了从无数个文书小吏中脱颖而出，废了多大精神气力？

现在终于被委以重任，能一展身手了。要是不趁机给国公给小公爷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他岂不是多年的努力尽数都落到了空处么？

所以，冯澄世看着登莱的士绅地主们，如视一群待宰猪羊。

“登莱这地方有些特殊，当地不少缙绅都惧怕我军报复，故而不敢与鞑虏亲近。拿不到他们的把柄。但是在我军强硬的手段之下，这租地之事还是在顺利进行中。这段时间观察下来，那胆敢一条路走到黑，与我军死扛到底的还是没几个的。”

在内部小会议上，冯澄世对就近的事儿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总。言语有些红果果，叫一旁列席会议的周亮工嘴角直抽。

“但是，租地之事很重要，收税一事就一样重要。”

是的，今日的会议重心就是在收税。

不仅是收今年的夏税秋税，更要收来年积攒下的欠税。

具体的说，就是登莱的缙绅之家来年积攒下的欠税。

之前郑家在登莱计丁清田，接着是下刀子切肉，以至于登莱士绅被砍的好苦。一些士绅脑残之下都组织家奴进行抵抗。

但一切的反抗是都被郑家给押下去了。

内中有人掉了脑袋，有人被发配南洋，但更多的人还是留了下来，家里还被留下了50亩到100亩的田地。你总不能凭白拿没有的事儿套在人家头上不是？

这么没品的事儿，郑芝龙是不会做的。

对于那些没把柄给他抓的士绅，那被没收的土地就都被他用老法子——1:1转去了南洋。

在此时的中原士绅们的眼中，1:1的南洋土地，这纯粹是郑芝龙在恶心人。别说是一比一了，那就是一比十他们也不会去南洋的啊。

但这在郑芝龙眼中却还是一个‘隐患’。

是隐患那就要消除了，而现在的收税和追缴欠税，那就是郑芝龙用来消除隐患的法宝。

周亮工放心了，脸上挂着得体的笑。果然是为了消除南洋的田契，既然如此，那郑家要追缴欠税就让他们好好地追缴吧。

横竖大明已经复兴在即，这齐鲁还是要归于大明治下的。这些缙绅现在吃点亏，日后的日子却总会好起来的。

因为朝廷到底是没有通过郑芝龙的清算章程，那些有功名的士子，等大明光复了，一样是人上人。

而作为大明统治阶层中的一员，周亮工对于士绅偷税隐匿的行为和隐性规则，了如指掌。

说一句公道的话，大明之所以落得财源崩溃，兵粮不济，最后险些亡了天下，丢了江山。这士绅阶层是难辞其咎。

现在这些人受些惩罚，就算他们的报应好了。

横竖他家在金陵，而不在登莱。

周亮工可没有为了登莱士绅而于郑芝龙顶牛的念头。虽然随着大明的复兴有望，周亮工已经不自觉中淡化了自己与郑芝龙的关系，可以说是从李士元那样的郑氏集团后补，变为了曾樱这样的对郑氏集团友好人士，可他从没有与郑芝龙交恶，以此来换取朝廷信任的念头。

所以，眼下作为曾樱代表的周亮工如同一个木头人一样坐在会议厅内，任由冯澄世说道那些“害人”的恶毒法子，自己就一语不发，如是未闻。

……

“郑贼要追缴欠税啊……”这消息像风一样刮便了登莱大地。

人在登莱的曾樱更是早一步从返回的周亮工口中听闻了消息，曾樱是哈哈大笑，郭尚友更是笑的的气都要喘不过气来了。

后者是周亮工起家的大贵人。

当初周亮工之所以能以潍县县令之职，带领数千登莱军西进增援。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潍县的一批耆老旧臣的支持，内里排第一的便就是郭尚友。

而排在第二的前陕抚佥都张尔忠，现如今已经被招入朝中了。

郭尚友是跟曹珖同期的人，如今也有八十，但身体尚好。

万历二十九年91601）进士。历任县令、给事中、巡察御史、知府、漕运总督、户部尚书。

算是名臣了。

历史上他在王鳌永两次疏荐齐鲁耆老旧臣时候，都位在首列。但能拒绝仕清，保全自身气节，在明末的大环境下，也是难能可贵了。

而眼下时空，他与张尔忠等都早早的迁家登州，曾樱对其很是尊敬。

二人一个是从县令小官一步步走来的巡抚大员，一个更是曾经的户部尚书，对于欠税漏税和隐抱隐瞒事宜，真知道的太清楚不过了。

大明朝在册的人口在成化年间达到了巅峰，随后的百多年中，民间人口是不断增长，可官府在册的丁口却一年不如一年。于此一般无二的还有田亩的数量，官府田籍上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了。

大明王朝是按户头丁口来收税的，而很多的士绅大户，家里的老少人口数十人，男女奴仆更是众多，但在户籍簿子上也只记为一户。而土地兼并导致很多农民丧失土地后沦为佃户，又或者全家都ｊｉｎｒｕ大户人家为奴，这些人在户籍上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还有那从外地迁移来的移民，很少主动上报户籍的，周边大户也往往想尽办法隐瞒人口数。

事实上明廷也有清查人口和丈量田亩，甚至在都是规矩定例，但事在人为，本来是朝廷约束地方的规则法度却成为了地方官吏们发财致富的捷径。

白花花的银子一塞，十亩水田就变三五亩旱地了，家里十口壮劳力就成五口之家。只要注意了分寸，把握住老爷们的底线——人口田籍毫无征兆的全都大减的话，会影响到官老爷们的考绩的。

但这双边只要达成无言的默契，那一切就尽在不言中了。

甚至于后世关于大明朝的税赋史书中还有一段趣事：洪武年时明廷一年可以收到三千多万石的税粮，有一年最多收到了三千两百万。朱元璋很开心，觉得如此多粮秣已经他朱家的大明朝已经足够用了。就下达了一个类似于康麻子永不加赋的规定，规定说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收税，每年征收税粮不超过三千三，这样老百姓的负担不会太重。

朱元璋这是对读书人太狠辣了，杀得读书人都怕他，怨他，恨他。自然就也没有人来吹捧他了，看人家康麻子是怎么收马屁的？

然而事实证明朱洪武太天真了。因为他说的这个标准后来基本就没能达到过，除了和老爹一样彪悍的永乐大帝外，之后的大明历代皇帝，每年能达到两千七百万这个标准就非常高兴了，到万历年间只剩下两千五百多万，于是万历三大征就花光了明廷的国库……

轮到崇祯这个倒霉孩子继位，读书人都说是他收税收多了才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辽饷等三饷太残民害民了。可实际上呢？

崇祯帝这倒霉娃娃，坐到一个烂摊子上，偏又没本事另造河山，如是就只能混成亡国之君了。

这大明朝的基层已经全烂透了，大明朝不是没钱，但这钱却收不到皇帝的手中。崇祯皇帝挂在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树上嚎啕大哭：“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虽然太片面了一些，可以大明官员的表现来看，倒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不管是郭尚友还是曾樱，他们是都没胆量挑战这社会的潜规则的。然而两个对大明还有些忠诚的人却很乐意看到那些士绅们遭殃，接受一些教训。

他们是不敢‘得罪’了读书人，可人郑芝龙早就破罐破摔了。人家很快就要在海外称孤道寡了，他才不会甩那些无耻的士绅呢。

看这段日子里郑芝龙的举动，那叫一个‘残暴’。在登莱士人眼里，郑芝龙都能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较高低了。

所以，曾樱也好，郭尚友也好，听闻了消息之后全都哈哈大笑。同时也跟之前郑芝龙使人收田时候的拒绝一样，再次拒绝了早上门来哭诉的诸多士绅朋友。

大明朝的税收制度秉承唐宋习惯，采用两税制。一年收两次税：夏粮和秋粮。理论上是只收米麦粮食的，称为‘本色’，不过实际操作中也允许用银钱和布匹等——也就是所谓的‘折色’来充抵。

除了要交纳粮食外，老百姓每年还应当承担徭役，就是给官府干活。这些徭役也允许花钱冲抵。尤其是在明朝后期，一条鞭法之后，徭役大都按银钱折算。所以各地收税，基本上就是收钱收粮。

但是想要知道士绅家的确切田亩数量，知道内中的田亩分成（是好田是坏田，是水田是旱田），知道他们当年交了几个子的水浅，那可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大工程了。

不说整个登莱了，光是一个奇山所，那都能叫冯澄世忙的脱不开身。

所以，他们还是要靠原来那些胥吏的，因为只有这些胥吏才知道谁叫该交多少税又漏了多少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