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泉源觉得尤继红说的有道理。可他觉得汪幸运出卖兄弟，挨顿打也无可厚非，至少得让他知道：汉奸是不能当的。因而对汪幸运挨不挨打并不关心，去解救汪幸运并不积极。但出于对尤继红的尊重，又不得不去，只好不很情愿来到牲口园。见张永东在人家那小圈椅上坐着，眼前也是小桌小凳，也是茶壶茶碗儿的，那么冷的天，拽得是哪门子做派，有着乡间地主一样风度，旁边围着一群狗腿子一样的外校弟兄，正说着：“照你说的话去做，没打他，正恶心他呢。”
孙泉源脸上冷冷的，到跟前，只是说：“永东。尤继红来了，她让你去救汪幸运呢。”
正所谓邪不压正。听得这么说，张永东忽的站起来，拔腿就朝前面走。本想几步到墙角，拐个弯儿就溜走了。哪成想，还没等他蹽到拐弯处，尤继红已从后面赶来看见他，吆喝：“张永东，你想跑！你真是看着汪幸运挨打不管了？”这是说话技巧：没有明确指出是你张永东让打的，算是给你张永东个面子。不然，她也就没法让张永东出头去解救。
张永东只好站住。尤继红过去拉住他袖口，也再不管孙泉源去与留，只管拉着张永东往前院走。后边那群知青都起哄，吼吼嚎嚎地叫着，也都跟在他们身后往前院走。还没到前院就已经看见，那些知青围着汪幸运，并非真打他，也都在恶心他：这个推一下，那个搡一下，质问他为啥当汉奸，质问他为啥办过缺德事儿以后就逃跑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幸运即便说软话，求饶，当孙子都不行，他唯一需要的就是走。走是他的救命稻草。走是他的需要。他的需要，他的救命稻草，尤继红给送来了。
可他让人围着，还是走不了。——其实，他真跑了也没人去追他，顶多在他后边跺脚吓一吓。毕竟中午已经奔到他们组，把他给收拾过了。这再收拾，用张永东的话说，那样也就太过分，就有点欺负人了。
人不能欺负人，这是对的。若是欺负人，让人看不过，局势就会反转。在这种优势一边倒的情况下，局势轻易不会反转，但也确实不敢出现嘴骚、手骚、爱欺负人的人。一旦遇住嘴骚、手骚，爱欺负人的人，汪幸运再稍微愣愣眼儿，那局势局面说不可控，就不可控，必向纵深处发展，这一点汪幸运很清楚，再挨一顿打，那肯定是逃不掉，至少要比在他们组里挨那打要厉害得多。
汪幸运不是硬头货，这种时候他不敢愣眼儿；但他也不是杀才货，推推搡搡，他虽说没有反抗，倒也是据理力争，反复说着渠首上谁打谁，根本就没有他的事情。
在早有人分析过：说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个相对松散，缺少管理教育的宏观完整群体。在他们以非官方形式聚在一起儿的时候，往往会围拢在威望较高，敢决断，不怕事情的人身边，抱成一团。因为都年轻，也都敢想敢干，只要有人想出个新点子，又得到有威望同学的支持，那就能一呼百应，不知凶险，很容易出问题，就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
当然，能够自律的知青还是大多数。不能够做到自律的知识青年，生产队也跟他淘不起那个神，也就随他自己去：犯法犯罪找不着生产队。真到犯罪那时候，也没人说你知青就是来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出问题，让生产队负责去。生产队不是学校，也不是公安局，队下事情那么多，谁管你们知青呢。其实好多知识青年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家门口不惹事儿，出了他们大队、公社，他们的手段那是幼稚，相当凶狠的。他们办的有些事儿，过后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十分幼稚愚蠢。毕竟，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还一群十六七岁远离父母，没人照看教育的孩子。
说到这里，申朱杨受叙述者之托，自扬家丑，不得不把知青们所办的那些愚蠢、幼稚、可怜又可笑的事儿作为插曲，在这儿提一提：那是刚下乡时间不长，西乡一帮知青来东乡找张永东、孙泉源玩儿。张永东不在。孙泉源说张永东回家了，也就在当天下午乘火车到东市。从东市翻山走回来，到家只怕要到晚上了。
大家一听，好么，咱们去接他。三辆自行车，一辆车上三四个人。去时一路上坡，蹬不动，那就推着，热热闹闹的，赶到天黑前，也到坡上了。
再往前走，都是平路，车可以骑了。大家都激动，都要亮本事：耍车技。一辆单车要骑上三四个人，谁知道会出啥事情？孙泉源就觉得心里沉沉的，特意跟最前边的骑手说，这可是亮白一条道，别的啥都看不见。走到前面该下坡，下来推着。坡下是直弯儿，怕你反应不过来，一头直冲嶙根头下去，不高也有两三米，真要窜下去，只怕也够劲儿了。
弟兄们都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啥时见咱出过事儿了？只管疯也似骑上走。
待到孙泉源他们这车到坡口的时候，已听见嶙根头下麦地里，有哭的，有笑的，还有骂人的，人都到了嶙下头。幸亏那是麦地，土虚，若不然，不出人命才怪呢。
赶忙停车绕过去。到地头，那四个人，一人捂着腰，一人搀扶着，两人抬着自行车从地里朝外走。那车手能喳喳还笑着说：“还是他妈咱利索。我都看见是绝壁了，我吆喝着跳、跳，就他妈没人理我，也没一个跳的。要不是这，咱这车子也摔不坏了。”
再看受伤那同学，咿咿呀呀难受得一直捂着腰。疼成那样也没忘记骂两句：“日他妈。疼死我了。快拿打火机看看吧。这一大片子咋会这么火辣辣疼呀。”
凑过去的连忙拨着打火机看——奶奶的。那么长，那么宽，红艳艳一道。妈呀。里边疼不疼？里边疼就麻烦了。里边不疼？里边不疼就好。哎呀。有人惊叫：“你妈刚给你买的绒衣也给扯坏了。”
这时再看车手幸灾乐祸的，还是不停瞎叨叨：“让你们跳，你们都不跳。你们真要跳下去，我只要一磨身，单脚落地，两手顺势一举，就把单车举起来，单车也就摔不坏。就他妈的没人跳，真跳也就摔不住你们了。”
说这样话的，自然平时都是能牙利齿的家伙；摔住受伤的的平时就是嘴笨舌拙，到这时也只会说：“说是你妈那××，在你怀里坐着，让他妈谁跳？你他妈不跳，我还能从你怀里跳出去了？你要是跳下去，我不是也跟着跳下去了？”一时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对了。
这事儿过后，想想也可怕：这是车把蹭一下，把麦地插个坑。这要是车把戳一下，那岂不要了命？
孩子们呀，孩子们，别以为乾坤郎朗，一帆风顺。看去安然无恙，随时都有要命的可能。要命的事情多着呢，你们还小，你们哪里知道？
这是打了败仗。不再去接张永东，往回走。轮流抬车。太沉，抬不了多远就得歇歇。最后有人提议把这坏单车放到好单车上两边人扶着：这样就省劲儿些。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回到沟里已是大半夜。张永东回不回来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抓紧时间修好这自行车。新良大队街里有修车的。第二天把坏单车拖到新良大队街里，花了三块多钱，换了前叉，捏了车圈。受伤那同学只是蹭烂些腰上的表皮，内脏没有问题，撕扯坏了一件绒衣，挂坏了一件外衣，其别都没问题。过后大家都后怕，都说，这事儿会在心里记上一辈子。这就是刚下乡那时候办过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说来让人脸红。当年不知道那是犯罪，不知道那是耻辱，不知道所办那些事情又给关心知青的人带来了多大麻烦，自己还以为自己是英雄。既然是说知青，那就说全面，好赖都说，这难说出口的事情也要说，就这也未必能慰藉关心知青的那些好干部。
那是李庆林给***写信以后，知青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市里派往农村管理知青的干部不多，一个公社也就两三个。一个央企的厂团高官到公社兼职副书记，还有一个船舶研究所的工程师，姓张，是工作组成员。有知识分子那种认真劲儿，对知青处处关心，真是特好。
国家重视知青工作，也没文件传达，知青不读书不看报的，多数知青并不知道。依然我行我素，该干什么干什么。结帮回城，结帮回乡，一二十个毛头小伙厮跟着，有人敢多句嘴，想不到的事情就出现了。
那是西瓜快熟的时候，一帮知青从公社西南那山上火车站下了车。散散慢慢，一路走来。有人说，朝东走不远有块瓜地。那瓜地西瓜那么大个，应该能吃了。咱们闲着没事儿，何不到那里买两个西瓜尝尝鲜呢。于是有人带路，溜溜达达也就到了地头。打眼一看，呵，真是的，满地都是滚圆那么大个的西瓜。那就去庵子里，跟看瓜的说，买一个，尝鲜么，也就不说多少钱了。
庵子里没有人。一张带枕头的竹凉床，几个马扎小凳，还有一张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把薄薄弯弯的老式西瓜刀。此时汪幸运早已归顺到本学校知青队伍里来了。到庵子里拿起那把西瓜刀，呼呼抡两下，说：“这还有西瓜刀，买了西瓜也不用手劈了。”
此时的知青已不再是刚下乡时那么没规矩了。也都知道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一个，只是看瓜人不在这里，也总不能跟人家不打招呼就去摘人家西瓜吧。
大等不见人，小等不见人。有人就耐不住性子，满地转悠着去挑那个大能吃的西瓜，单等看瓜人来，钱一拔，摘下来杀开就吃。
哪知待那看瓜人到来，三五句话不投机，居然让这群知青惹出众怒的事端来。
究竟惹出了啥事端？今天天晚了，为着保留好心情，明天接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