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初，现在的长春市叫宽城子，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镇。宽城子北边三十余华里，有一个小集镇，现在和过去都叫和龙镇。镇子西边有一户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初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家，姓冯，人称“山东冯家”。因年代久远，又勤于持家，冯家家运亨通，远近闻名。山东逃荒到这里的老乡都知道和龙镇有一家广行善事的“山东冯家”，6续来投奔落脚，每逢年节总有数十口老乡在冯家吃饭闲居，节后再各自谋生。
这个家族有弟兄四个，生了十几个儿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医，医术高明，名闻遐迩。他尤其擅长针灸疗法，就医者络绎不绝。祖父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号叫“至善堂”，我看见过名章。诊所有三、四间房，十数排中药柜，一排排的抽屉涂着米黄色的亮漆，药名是黑色楷字，药品充足，设施齐备。
在我记忆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长的白胡须。他很有文化修养，藏书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数》、《算法九章》、《唐诗合解》、小楷书写的应试赋体文集、四书五经和大量的医学专业书籍，如《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精刻插图的《本草纲目》等，此外还有新旧约全书。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请外籍神父来家做弥撒，附近教友都来集会、祈祷。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过来我家做弥撒的英国神父，他们言行彬彬有礼，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特务”。祖父的那些书我也翻着玩，还常到他的药房偷吃桂圆肉。母亲病了我去找爷爷要药。这些陈年往事我都恍惚记得。
祖父个人的身份、职业，若在正常的社会里大概就算是自由职业者。
祖父六个子女，四男二女，我父亲是长子，名天禄，字国藩。按照大家庭的规矩，长子在家守业，其他弟妹们可到社会谋职。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会供职：二叔在吉林市当校长，约一九四o年去世；三叔能操流利英语同英国人对话，据说在哈尔滨邮政局当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苏联，不知所终。
大家族必定要解体。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家族因衰败而分家了。祖父这一支由长春市和龙镇迁到松花江北肇源县二站镇。肇源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端，西接内蒙，南邻吉林，以松花江为界。二站镇在县城东三十里处。
名为家族的一支，其实就只有祖父和父亲了。父亲的三个弟弟在外供职，妹妹嫁出。那个时候，家里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迁到江北不久，我异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亲五十多了，老年丧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体都令他无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给有耕作能力的农户，我家则以租粮维持仅够温饱的生活。那些租地种的农户则有马有车，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都划成“上中农”或“富农”，我家当然成了典型的“地主”。
我国的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较多的（我的家乡人均达到九亩三分，再往北边更多），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人们都流落到东北，以山东人为最。由于有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加之气候酷寒，农业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农家收割小麦后再种一季荞麦。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借助畜力耕作。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又必然出现自耕农。这种农民家庭耕种的土地很多，一般情况是每家有三五匹马，两三个劳动力，车、犁、石辊、石碾等常用工具一应具有。他们一般能耕种三百到四百亩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村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占大多数，这样的农户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力，粮食主要由这些农户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满地区平分土地时，给这样的农家定阶级成分叫富农、“上”中农或“下”中农（是上是下依其贫穷的程度来区分）。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学校例行放了寒假。学生则被编成工作组，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调查和“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工作。我也被编在农村土改工作队中。
土地改革就经济内容而言特别简单，特别原始，仅仅是按人头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细，分为下面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后又叫刮骨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土地证。
第一阶段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在东北地区，土地的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每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样子像是大圆规，约一米五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并画出土地图。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土地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就近的四个屯子，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因村头有两座庙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这个屯——就是说，我要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土地评级。我们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地块丈量，记下长宽和方位，画出地块图，计算出每个地块的亩数。然后，再由贫农团的人按土壤状况对每个地块评价，评出地块的等级，并依土壤自然条件好坏，把土地共分为四个等级。
在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的劳作极其满意，所以几个月后当暴行来临之际，我不仅没有被打死，而且没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后，我叛变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为还救了我，使我躲过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灾难。那是一九五五年，由于硬造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而在全国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只有二十二岁的我，成为倒霉的“肃反对象”。我家乡的乡政府给调查我“反革命事实”的人出了证明，肯定我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工作，有过贡献。旅大市沙河口党委只好将此写在对我的《肃反结论书》中，成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归正传。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剥削者”，只能定为地主成分。
记得那时划分的阶级成分有六种：地主（经营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共六个“阶级”。其中，经营地主是指有农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农活，但主要是靠雇工耕种土地的农户。无土地、无农具、甚至无住处，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给人打工的农户，则是雇农（东北地区俗称“扛长活”）。
我家本来在镇上居住，因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被赶到双庙子屯，全家住在一个小土棚子里。在此一年前，六十三岁的父亲摔坏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残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净身出户的。
“净身出户”是指被赶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后“文革”中的抄家还要彻底。
此时，我在校读书并参加“土改”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