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某心黑手狠，是人人厌恶的泼皮。小寡妇更胜乃夫一筹，是人人切齿的泼妇。这对夫妻住进我家，犹如恶煞入宅，从此我家受了他们几十年的欺侮。他们欺侮我家的手段卑鄙无耻、花样百出，罄竹难以尽述。择其部分略述如下。
（1）辱骂。小寡妇经常指桑骂槐地辱骂我家。我家来客人或者来串门子的，她有时就骂。我家遇到高兴的事，一家人正欢欢喜喜地说笑着，她立刻就骂。二弟媳或二弟的孩子们来看祖母和母亲，她见到就骂，吓得孩子们见了他们就像见了瘟神。她遇到烦心事，就把我家做为出气对象，破口大骂。我家有了响动扰了她睡觉，她更要骂。她的**就够赃的了，她的嘴比**还要赃上十倍，骂出的话我都羞于写出来。她骂人的声音清脆响亮，越骂越精神，能不喘气的骂上半天，面不改色、气不长出。
（2）打架。俩恶煞赌输了钱，或遇到其它不顺心的事，就寻衅和我家打架。1956年我正在小学教书，一次星期日回家，见母亲脸色晦暗、双目失神、精神恍忽。我急忙问：“妈，生了什么事？”母亲只淡淡地说句“没什么”，就又默默无语。后来母亲才告诉我：苟某打了她一个嘴巴。事情是这样的：苟某赌输了钱，俩口子就指桑骂槐地骂我母亲，我母亲像以往一样，坐在屋里装耳聋。他们见我母亲不吭声，就指名道性地辱骂。实在忍无可忍，母亲和祖母就走出来说：“我咋惹你们啦，怎么骂个没完？”苟某跨前一步，横眉立目吼道：“**的，骂你咋啦？我还要揍你！”伸手就给母亲一个嘴巴。祖母见状，急忙把母亲拉进屋里，把屋门插上，任凭他们叫骂，只不做声。母亲无端受此辱骂殴打，哪里去告？哪里去诉？人家是贫农，我家是富农，阶级阵线分明，谁敢替我家做主。母亲想告诉我们，又怕我们年轻气盛，惹来杀身之祸。想和他们拼命，又怕连累我们。左思右想，只好忍气吞声。
（3）卡压。1957年高级社时，苟某凭借带犊女儿（村支书的情人）的力量当上了生产队长。从此，他披着袄、叉着腰、瞪着眼、虎着脸，站在地里吆三喝四、指手划脚、骂骂咧咧，俨然是奴隶种植园里的监工。他看着你不顺眼，就卡你压你：分派重活，压低工分，对你干活横挑鼻子竖挑眼，喝斥臭骂是家常便饭。“妈个臭B的，你给我快点干！”“王八蛋操的，你咋这么磨蹭！“**的，……！”这就是他的口头禅。队里分粮分菜时，尽拣不好的给你。有事请假或借队里牲口用，他百般刁难你。那时，已经允许地主富农入社，我家正好在他的治下，母亲犹如羊入虎口，所受之折磨可想而知。在高级社，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员们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只好靠出卖劳动力生活。苟某这个生产队长成了名副其实的管家、土皇帝，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生产队的“公产”和奴役生产队的广大社员。我家继土改之后又第二次成为“无产者”，为了挣点工分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母亲只好扭动着小脚在地里滚爬，忍受着苟某的役使和吆喝。
（4）祸害。故意祸害糟蹋我家，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例如，他家养母猪就在院里撒着，母猪和猪崽们把院子拱得乱七八糟，粪尿撒的到处都是。大门还安个栅栏，出入极不方便；他家养一群鸡，在我家的灶台上拉屎，我家赶走他家拉屎的鸡，他们就破口大骂；在下大雨时，他把前院泄水的水窟堵死，不让后院的雨水从前院流出去。这样，后院的雨水就都被迫灌进我家后院的棚子里。我家有人生病需要安静时，他们就故意大声说笑唱闹，不让人好好休息。
（5）陷害。无中生有、捏造罪名进行所谓“揭”，鼓动干部和群众整我家。1953年粮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区里派来干部让群众卖余粮。他就向区村干部“揭”我家把余粮藏了不卖。于是，就硬逼着我家卖余粮。我家劳力弱、土地薄、产量低，年景好时刚够年吃年用，哪有余粮？只好卖掉一部分口粮，害得我家吃了半年糠菜。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犹如久旱逢雨、精神倍增，以为有了“尚方宝剑”，整地主富农可以更肆无忌惮了。他们经常在屋里大声嚷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在给我家听，威慑我们。男的还经常掐着脖子用唐山皮影调尖声尖气地唱：“阶级斗争我抓得紧呀哈呀哈吆啊，牛鬼那个蛇神现原形嗯啊。”每次搞“运动”，他们都一马当先去工作祖或村干部那里“揭”我家。说我们说了什么什么反动言论，说我家有夹皮墙，内藏“变天账”、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因此，他们就成了“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村革命委员会就曾依据他们的“揭”追逼母亲交待夹皮墙问题。母亲坦然回答：“你们把我家老宅所有的墙都拆掉，如果有夹皮墙，我认凭处置，枪毙我也毫无怨言！”由于他们夫妻的丑恶历史和劣迹，他们在群众中早已臭名昭著，都知道他们是血口喷人，故意整我们，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6）迫害。他们直接动手整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纠集刑满释放分子、解放军逃兵等一起造反，叫嚷“进行第二次土改”，大搞“打、砸、抢、抄、抓”。他们抄了我们家，抓了母亲和二弟，追逼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声言要像土改时揪我父亲那样把我揪回来。正在他们策划进一步迫害我家时，另一个群众组织把苟某等人揪了出来进行批斗，我家才得以幸免。在文革中，他强行推倒我家后院墙，以便于他家通行。他还霸占了我家前院房前的宅基地，拉来了砖和石头，准备在其上盖一层正房。小寡妇得意洋洋地对我母亲说：“我们要把这房盖得高高的，亮亮堂堂的。这回你们家的屋子就见不着日头啦！”他们砍了肉、请了人正要动工时，公社来人“落实政策”，坚决制止了他。
（7）刺激。想方设法气着我们。例如，街里来了卖甜瓜的，他们就买一大篮子提回家里吃，边吃边大声说着。女的说：“啧！真好吃，又甜又脆。买这么多哪吃得了？”男的说：“妈个臭B的，吃不了喂猪！”他们知道我家没钱，不舍得买，就这样故意馋着我们。做饭时，我家烙白薯面馍馍，他家就烙白面葱油饼。女的还阴阳怪气地对我母亲说：“破白薯面，做啥啥难吃，我们就是吃不下，都喂猪！”
（8）偷窃。只要有机会就偷我家。鸡下在窝里的蛋、放在院里的柴草、缸里腌的咸菜、房顶上晒的粮食……，只要顺手，什么都偷。我们全家去地里干活没人看家时，还钻窗户进屋偷过我家几次。我们不敢声张，只有多买几把锁加强防范而已。
我从1952年9月（我13岁）开始一直在外上学、教书，只有在假期回家住住，上述情事都是家人零碎告诉我的。母亲与这对恶煞同院共处4o多年，所受欺侮、凌辱比我以上写的要多得多。唉！母亲把满腹的辛酸、屈辱和怨忿全部带走了，我们再也无法知道。
这一家子把养汉、作贼、聚赌都占全了。小寡妇养汉已成历史，她与前夫的女儿又继承了乃母遗风。她女儿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回家当了团支部书记，不久就和村党支部书记靠上了。俩人明铺暗盖、如胶似漆。小寡妇经常不插大门，好让村党支书出入方便。后来，村支书因此被撤职，女儿没脸见人，只好远嫁当了填房。
苟某依仗村支书这座靠山，当了生产小队长。以后，他就整口袋地往家偷粮食，粳子、小麦、高粱、谷子、花生、棉花……什么都偷，仿佛生产队的仓库就是他们家的。他家还常年聚赌抽头，特别是冬季，经常通宵达旦地赌，大门整夜不关，任由赌徒们出入。和这样人家住对面屋，能安静、安宁、安全地过日子么！
身受这样的欺侮怎么能让人忍受？！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家是贫农，我家是富农，我们有屈能到哪里去说？有冤能到哪里去诉？有谁敢为我们做主？祖母和母亲曾想过和别人换房躲开他们，但是有谁愿意和这对恶煞住对面屋！也曾想过自杀，想过和他们拼命，但是自己死不足惜，连累了大儿子可怎么办？扔下可怜的小儿子可怎么活！左思右想没有出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为了孩子，只好忍！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