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干部在乱斗乱打过程中的作用斗争会上的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群众，往往是干部指示打、默认打，甚至带头打，有的地区还进行斗争和打人比赛。许多干部指示并动员农民打人，认为不打就是缺陷。武进县一个区提出，“干部不能打，群众可打”。武进县一个区委副书记在农代会上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苦诉苦，有冤诉冤。”嘉定县一个区的审判会上，有个干部吹着口哨要求诉苦人打人，最后喊道，“不打就是包庇”。主持这次会的区委书记对向他提意见的“检查队”的干部说：“要群众斗争规规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县合村乡乡长在斗争会上喊：“地主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乡长又喊：“怎么办？”群众说：“打！”这样就打起来了。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县下坝乡一干部在斗争时号召：“欢迎某某上来斗争！欢迎某某上来打！”无锡县一个区干部指示群众把伪保长15岁的儿子及老婆吊打，脚上挂石头，弄得他们死去活来。昆山县农会主任在斗争前布置：我一翻眼，你们就准备；我一合眼，你们就绑；我再一翻眼，你们就动手打；我手一摆，你们就停止。江阴县有一个区的区长拿棍子在万人大会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诉苦人都要打，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还有些干部甚至强迫群众斗争地主。丹徒县高桥区三洲乡干部竟提出，“斗争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斗争地主，一条同情地主”，以此要挟群众去斗争地主。不少地方甚至用“不斗争是包庇”、“不斗争要吃官司”来强迫群众斗争地主。
干部们比较保守的做法是暗示群众去打人，或默许打人的作法。江宁县第四区的干部奚若有对群众说：“我们在这里不要打，走后再打。”无锡县一些干部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不管，只要你们不要说我叫打就行。”甚至有的干部在群众会上说：“我不能布置你们打，你们自地打，我也不制止。”嘉定县一次斗争会打死2人，县委认为“打得好”。青浦县群众对干部说：“我要打死某某。”干部认为“不打”是不放手，说“打”又怕犯错误，因此，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这实际上就等于默认。无锡县八士区斗争地主徐金龙的媳妇时，派出所干部暗示地方干部凶打，结果把一根青竹棍打成了竹丝，被打者痛得昏死过去。昆山县茜墩区新塘乡干部想让群众打人，又怕追究责任，就暗示群众打，并规定了打的暗号。上海县闵行区群众打死2人，区委书记打报告要求处分，县委则强调“打得好”，于是区委书记意识到打死人无所谓。
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村干部）当中，还有不少人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打人。上海、嘉定等县的区、乡、村干部逢斗便打。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竟然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比如，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后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他认为，斗争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嘉定县马6区动手打人者15o人中，有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o9人。[48]无锡县开源区还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经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行为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王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县马6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三百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嘉定县长浜乡斗争中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对她灌凉水时，8o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o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当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反而同情他。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
四、乱斗乱打的情形为何生？
乱斗乱打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先，1951年11月华东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试验会议提出了“放手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的方针，干部们普遍将此方针理解为**政策的改变，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偏向。苏州市有的干部认为，“放手是不要领导，这样可痛快了，过去领导抓得太紧，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仓县一些干部认为，“过去上级约束太严，处处受到限制，现在有办法了”。一些区允许斗争会任由少数农民、村干部甚至二流子摆布，土改工作队干部默不作声。无锡县南泉区有些群众反映：“现在政策大变，可打可杀，工作同志变成木头人了。”部分干部认为：“动群众就是开斗争会，而斗争就是打，只有打过，才是斗争过。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顿。群众动就是轰轰烈烈的热闹。”无锡县一些干部认为，放手动群众非乱打乱杀不可：“既要放手，为什么又要遵守八项纪律呢”，“要去掉打、剥、跪、爬，动群众是困难的”；有些干部甚至表示，“不许我们干部打人，就情绪不高”。无锡县荡口区坊桥乡干部还认为：“使农民能打骂，就是放手动群众的收获。”土改初期，有些干部有所顾虑，怕承担责任，不敢乱来；当乱斗乱打的空气弥漫苏南农村时，他们很快就抛弃了顾虑、恐惧和胆怯，如脱缰的野马，在斗人打人中大显身手了。
其次，在土改干部的宣传、鼓动和引导下，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随着土改诉苦的展开而加深，加上干部的怂恿煽动，于是一些农民便一哄而起。另外，北方来的老干部把在江北土改时乱打乱杀的经验带到江南新区，导致了弥漫苏南的乱斗乱打。而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也有些人本来是流氓，他们借斗争地主公报私仇。黄炎培视察苏南土改情况回北京后写道：“群众的心里是容易冲动的，个人振臂一呼，大众跟着跳起来，只要呼者言之成理，就会接受，至于呼者话有没有别情，这不是在纷扰中间所能精心辨别出来的，且群众的行动，很可能过火，竟可以说往往过火。”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论及中国的土改运动时指出：“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释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冲突的内在动力中，有一种巨大的暴力和恐怖的可能性。”
再次，先动群众性批斗打人，后建立法庭，斗争会代替了司法，干部指导下的群众代替了执法机构。苏南行署土改委员会主任欧阳惠林的看法是，生乱打乱杀生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法庭组织迟了一步（中央在195o年7月才公布人民法庭组织通则），无法运用人民法庭惩治不法地主。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事实上，人民法庭普遍建立之后，苏南土地分配结束了，但乱斗乱打仍时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