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文革”的第一个人，就是梁漱溟。

1953年9月，梁漱溟尽管受到了猛烈批判，主席还是给他留了一条生路，“你还可以当你的政协委员，你还有点用，反面教员的作用。”梁漱溟从此就闭门思过，检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受思想改造。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言权。谁知，这反倒因祸避了大灾难。

1957年从“百家争鸣”到“引蛇出洞”，一大批心直口快提意见提得天真烂漫、提得痛快淋漓的知识分子成了“阳谋”的牺牲品，被划成了右派。

梁漱溟也曾被邀请参加座谈会鸣放，他谢绝了邀请，闭口不言，躲过了一劫。

躲得过反右之“初一”，躲不过“文革”之“十五”。1966年8月24日，梁漱溟旧居小铜井1号家门，被怒气冲冲呼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一脚踹开，红卫兵冲了进来，勒令梁漱溟站到一边，开始了野蛮的抄家。梁漱溟的妻子上前去劝阻，大声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即被红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劈打，可怜的老妇哪有招架之功，只得抱着头转过身来任小将劈打，打得脊背出血，血红洇透内衣。打过之后就是一番砸、烧、撕。接着，梁漱溟被拉出去参加一个斗争大会，罚跪于主席台上。等批斗完押回家来，满目凄凉，家中已是一番扫荡后的杂乱破碎，凡是值钱一点的木器多被砸碎，床也被捣了个稀巴烂，梁漱溟只得打地铺，生活基本用品被扫劫一空，更揪心的是，他的先曾祖父、先祖、先父三代历尽战火动荡都没有损坏的画轴册两大皮箱全被焚毁，梁漱溟细细检点，自己的书籍、文稿、信件、笔砚、名章等，也全无了踪影。

1968年7月，他被“造反派”从原来舒适的旧居赶了出来，搬到了鼓楼铸钟厂41号院中两间西晒的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68年4月的一天，居委会忽然通知梁漱溟，说他已被划成“右派”，即日起必须接受群众监督管制。

到了197o年，派驻在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学习委员会的活动，分5个小组学习，梁漱溟被分在直属组，让政协委员“用思想武装自己”。通知梁漱溟到会学习，不得请假。名单上有2o多人，由于还有一部分政协委员被关进了监狱，真正参加学习的人并不多，只有1o多人，梁漱溟年龄最大，直属组主要是国民党特赦战犯，其中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克俊等十来人。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梁漱溟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的不伦不类。这个宪法，最突出的是跟着“九大”的修改党章走，规定了**是的接班人，只不过是把“九大”党章中的内容换一种形式，变成国家的根本**的内容而已。

梁漱溟见大家不提一点儿意见，内心是难过的，觉得这些政协委员吃饭不管事，是些政治植物人，政协委员嘛，就是提意见建议的。于是，梁漱溟自1953年的那次**的大拍桌子后不再有机会言的近2o年沉默之后，站出来大放“厥词”。

“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法，上至国家元，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法的宗旨，宪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个人高于宪法，失去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的意义，同样，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并不好，道理上也讲不通，一国的元，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来当国家主席又是另一回事。总之，要依法办事，不能凭个人的意愿、好恶随心所欲。一个国家的政治是稳定的框架，是制度，不能由哪个人出尔反尔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梁漱溟一番话，说得会场里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有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怕沉默就算是同意、就是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要赶紧出来表态，指责梁漱溟是别有用心，借提意见为名，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老一套。

军代表慌了神，想想是自己反复动员鼓励他们提意见的，这下倒好了，梁某人的赞歌没有听到，闷了快2o年的反调还是给引导了出来，还是别传出去的好，便故作姿态地说：“既然是内部提意见，说了也就说了，千万不可外传，这是学习纪律。”军代表自找台阶，梁漱溟这通话讲了也讲了，没有人再来找他“算账”。

1971年底，**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搞了一场不伦不类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者，批周公也。梁漱溟是当代儒学大师，他自己也以孔子后代自喜，现在，这场批孔运动又要逼着他在政协学习小组上表态了。梁漱溟冷眼旁观，只感觉这是滑稽剧，是荒唐之举，但有了上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风波，这次他决定暂不吭声，任他们去闹。

沉默竟然惹怒了“女皇”。梁漱溟想既然要我讲，我就讲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应声虫。梁漱溟一开口，就让组织者尴尬不堪。那天，他说：我不想讲，因为我对时下的批孔不赞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批林批孔在政协立即调整为批林批孔捎带批梁漱溟。梁漱溟反正也挨批惯了，静听各路人马激动万分地批判他。从1974年2月到9月，先是6个月的分小组批，每月3－4次，后是2个月的大会言批，大会共14人先后登台作长篇言，前后7个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oo多次，对梁漱溟一贯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猛批，给梁漱溟戴上了许多帽子，如“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到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召开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了，该认罪了，特意向他询问，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中，梁漱溟一针见血地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理国家不靠法治而靠人治。他说这话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没有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可谓是先声夺人，表现出这位民主老人的率真品格。

1977年2月7日，梁漱溟读到了中央两报一刊联合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知道这是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论，也是第一次表明“两个凡是”的概念：“凡是**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梁漱溟苦笑，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距1964年12月召开的上一届政协会议13年之后，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任政协主席，他在会议闭幕时说：“这是一个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会，是一个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来共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梁漱溟在这次政协会上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梁漱溟升了“官”他并没有收敛封嘴，在这次会议上又放了一大响炮，对“文革”进行了猛烈“开火”。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否定，对“两个凡是”不屑，但表公开讲话坚定地一字一句地有理论地否定“文革”的人，还没有，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历史将记住，他是否定“文革”第一人。

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终于结束了近3o年的挨批命运，他的以法治国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家也搬进了复兴门外木樨地高干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