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对**、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主持，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

21名委员是：**、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

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最大的64岁，最小的45岁，一般是5o多岁。主席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大会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着他们。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显然对七千人大会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所涉及的问题同大会一样，都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言比较热烈，谈出不少自己真实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

讨论之一：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

报告稿在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1o年（1963－1972）的远景计划。报告说：对于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一、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ooo亿斤，1972年达到45oo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oo万担，1972年达到45oo万担；1967年钢达到2ooo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ooo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ooo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ooo万吨左右。

对这样一个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讨论会的第一天，柯庆施就说：4年（1958-1961年）分两段写，还是统一写？1961年，错误改了（**插话：错误大部分已经改了），这里看不出哪些已经改了，哪些改得彻底，不清楚。问个问题：“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不然，越看越没有劲。对产粮指标，柯庆施说，农业说少了，以后究竟怎么干？6ooo亿斤不行，5ooo亿斤总可以。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搞不清楚。

在指标问题上，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这几年出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全党片面地追求高指标，所以没有充分把握，宁可订得低一些，也不愿意订高了。在四川省，直到大会召开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死亡人数在全国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马上说：农业指标还说低了？要达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鼓干劲，还要解决具体问题。

陈云算了一笔账，他说：钢的指标，到1967年实现2ooo万吨，看起来低，可是不简单，要过六道关：一、煤，即使每年增加2ooo万吨煤，到1967年才能炼钢17oo万吨，可见任务艰巨；二、钢铁工业本身要解决选矿、烧结、轧钢等一系列问题才行；三、要解决有色金属（镍、铬）的问题；四、要解决木材问题；五、要解决机械制造问题；六、要解决投资问题，另外还有运输问题。很不简单。不是曾经达到过18oo万吨钢吗？那是用挤掉其它的办法达到的。现在再也不可能用这个办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ooo万吨钢究竟能不能达到？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达到或者过；二是差一点；三是差得相当远。第三种可能性要估计进去。

这时**插话问，王鹤寿不是说可以达到25oo百万吨吗？

陈云说，这个问题上，王鹤寿和我历来有分歧。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关于工业指标，1o年规划，特别是头5年，过渡不可能快，再一个1o年会快些，因为农业要恢复。报告中的指标不要改了。我们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让他们笑好了，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各项指标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调整的结果。周恩来回顾前两年的情况时说，早两年，是否能很好的调整？很难。因为还不认识，对错误的东西还没有彻底批判，就无法彻底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了指标，还是浮夸。一听到粮食收9ooo多亿斤，棉花收了35oo万担，四大指标又上去了，高度变成追数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讲过15％、25％，也是浮夸。当时不认识，现在比较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如少奇同志所说，是被迫下降，我们的工业是6o年代、7o年代水平的工业，如果真是把品种质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ooo万吨钢，也是好的。我们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调整。另外，许多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讨论之二：犯错误的原因？

一涉及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整个“七千人大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敏感，却又无法回避。起草委员会讨论起来，更是感慨万千！

先，哪一段是犯错误的关键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另一种认为关键在196o年。

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o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o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o年搞得最多。196o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196o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先进部队走得很远，后续部队跟不上，没有措施，指标不下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有人说：是去年的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关键是196o年。

**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实际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铸、**等强调主要缘于庐山会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彭真等强调196o年的问题，也是正确的，因为196o年的错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如果没有庐山会议，196o年的情况会好得多。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不少人谈到了是没有经验。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ooo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陶铸说的确是实情。当时全党搞建设，确实没有经验。但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如果不那么盲目上马，多做些科学论证，慎重一些，这种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大家的脑子都热！

有的言，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王任重说，在度问题上，过分乐观，还搞平均主义，以为供给制没有问题，现在明确了，5o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综合平衡，犯错误就在这里。

**也涉及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事实上，中央决策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建国以来不断生“左”倾错误的最基本的原因。**说，国民党叛变后，李立三说打倒国民党只要两三年，结果整了十年没有整倒，才知道长期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真进了北京，还有点不大信。看来时间准备长些就快，准备短了反而慢了。

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

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

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人就是想办坏事的。陶铸则说，坏人不能过分强调。

在这个话题上，起草委员会也没有展开讨论。问题涉及到了，但没有深入下去。以当时的情况，也很难深入下去！

讨论之三——错误的责任？彭真直言主席在讨论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时，起草委员会上掀起了一个**。这个**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批的。我们对**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主席犯了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主席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历史上的一段经典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彭真讲完之后，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相比之下，还是彭真更勇敢、大胆一些。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生的问题，中央应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其实彭真的这个话，的确不少人心里都有，只是不像彭真这么坦率而已。前面谈到，陶铸说“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那么这个形势是由谁来变化的？是主席。是因为主席使庐山会议变化了形势，因而出现了196o年的严重困难。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责任也就应该由主席来负。

周恩来大概在担心着什么。他很快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主席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主席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o到15o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o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显然有一种担忧，仿佛彭真有点顶不住了，他担心别人也会这样，因此告诫在座的同志，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让大家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不要去追究主席的责任。在他看来，现在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遇到了问题，你再去讲主席的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周恩来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开始向彭真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就此生了微妙的逆转。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主席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负责。这个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能讲得出口！

彭真听了陈伯达的话，感觉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解释。他说：关于**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从主席下到地方，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主席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看来，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太天真了。

**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说到这里，**说：散会，明天讨论第二稿。

是谁把话传得太宽？**没有具体说，讨论便戛然而止。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讨论之四：“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

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仅西北地区就提出八个问题，需要中央做出解释和回答。**、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稿，虽然对“三面红旗”进行了评价，但显然并没有解决当时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些问题怎么看，如何解释？这是起草委员会不能回避的。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如**、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对“三面红旗”是有所考虑的，从以下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三面红旗”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可是在报告中，既不能违背主席的意图，又要把“三面红旗”谈清楚，让全党干部口服心服，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

比如：“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

陈云虽然在大会上没有讲话，但是在起草委员会上却相当活跃，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表的**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o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很明显，**对“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人民公社，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柯庆施说，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讲缺点、错误和三面红旗的关系，如何说？前面解释不够。三个方面：一个经验，一个思想，一个工作，同样条件，工作好的，情况就好一点。看来，柯庆施是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刘澜涛显然同柯庆施的意见不一样。

关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也有人说，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跃进？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说，“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那么怎么向七千人解释清楚呢？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给“大跃进”做了以下的解释，其实这也是主席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只是比较详细具体了。

一是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三是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