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主席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
主席认为，饥荒已经渡过，他要重新站到一线，收拾“修正主义”、制止“资本主义复辟”。
主席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主席汇报了调查情况，说：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非常强烈，许多地方都自地搞了起来。那些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粮食都增产了。他列举了几个具体例子。
之后，田家英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展。与其让农民自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主席静静地听着，一言不。等到田家英讲完了，主席突然问：“你所说的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是哪些人？“田家英老实回答：“主要是贫下中农，还有党员、干部。”。
主席又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楞住了，一时语塞。
主席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田家英感到不妙，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主席冷着脸，生气地说：“我们党是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什么事都听群众的，还要我们**做什么！列宁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人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主席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田家英从游泳池回到办公室，心情很沉重，对其他人说：“主席真厉害。”
紧接着，主席在当天晚上约见了陈云。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现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当前要注意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主席并未表态。第二天，有人传话说：**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这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后，缄默不语。北戴河会议初期，陈云就写信给邓小*平并主席，说是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陈云就没有参加后来大批特批“单干风”的北戴河会议。
7月17日，邓子恢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向主席谈了他5月上旬向主席报告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意见》的内容，并就刚刚收到的宿县符离区党委的《关于“责任田”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意见：“责任田”能够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展状况和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不愿改变。
主席仍然一言不，只是听。等邓子恢起身要走时，主席淡淡地说：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区党委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后来，主席回忆说：“他（邓子恢）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但是他不回答，只顾讲他的。我几次提出问题，他都不答复。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他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
接二连三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汇报，使主席不得不对形势和情况做出新的判断：该到反击“单干风”的时候了。
对**这一时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主席也表露了不满。不多久，**那里来电话，要**马上到游泳池去。**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游泳池。
一见面，**就严厉地批评少奇：“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这才明白，**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等主席上岸后，坐在更衣室里，**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我讲，没有错。”
主席生气地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想干什么？”
**反驳：“我说的是事实，饥荒严重，有目共睹。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对度荒是起了作用的。”
主席大怒：“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讲讲！”
**被问得一愣，他勉强回答：“这……，包产到户是群众的创造，广大农民群众是拥护的，对救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依据主席的“第一条规律”。因此，对包产到户的辩护，他只能从事实出，而找不到“理论根据”。
“按你这么说，是资本主义救灾有功喽！”主席咄咄逼人。
**说不出话来。
“少奇同志，他们搞单干，就是砍‘三面红旗’，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前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互相呼应，很猖狂。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七月八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主席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主席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单干的风，越到上层就越大。”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当天下午，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主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七月十九日，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七月二十日，主席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主席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主席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主席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主席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讨论。
主席态度明确以后，**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但是，**的态度，转变得并不彻底，他认为巩固集体经济必须要实行责任制。不实行责任制，集体经济就巩固不起来。7月18日，中央召集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给他们作了一个报告。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
他对实行责任制以转变困难形势抱有坚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