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硬闯的,小官人,我拦不住他……”
这时候,张家的僮仆也叫了起来,突然又安静了下来。
张正书悄悄推开门一看,乖乖,那不速之客居然是带着刀进来的。
“张正书呢,唤他出来!”
领头一人,看模样像是一个秀才,穿着打扮什么的都是儒衫。但是腰间却别着一把刀,就把彪悍的气质展露无遗了。
“难道是开封府的巡捕?”张正书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开封府的巡捕虽然有武器,但带刀的不多。更别说,来人几乎都是穿着儒衫常服了。要是巡捕,怎么可能不穿巡捕的衣裳?四大名捕什么的,都是温瑞安杜撰的罢了。“到底是什么人呢?”张正书心道,“我好像也没得罪谁啊,不至于犯法吧?报纸的言论,也没有出格啊?难道是无妄之灾?”
张正书太清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不是宋朝的特色,而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当权者想要碾碎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事。要不然,民间就不会有那么多“青天”传说了。甚至乎,很多青天本意并非为民伸冤,而是夹带着政治目的去攻讦政敌罢了。但百姓哪里管那么多,他们所祈盼的,无非是有个相对清平的环境而已。可以说,中国百姓的要求实在是太低了。
可惜,人总是记吃不记打的。
一个王朝覆灭前,肯定是民不聊生的多。
哪怕是北宋,其实也有很多隐藏在深处的黑暗。
真的以为北宋就是繁华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没有黑暗了?错了,恰恰是因为经济太过发达,黑暗也就更多了。张正书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朱元璋一定要倒行逆施,把中国重新定义在小农经济上。因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才符合中国统治者的期望啊!恢复到这种淳朴的小农经济模式,统治者不用劳心劳力,轻轻松松就能做皇帝了。因为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造反的。可朱元璋忘了一件事,社会是发展的,小国寡民的时候可以做到“老死不相往来”,可当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模式就等于是自杀。
明朝是怎么亡的?
一是自己作死,税收太少;二是文官集团太无耻,党争频繁;三就是官商勾结,侵吞国家利益了。
其实宋朝也是差不多的,可惜没有一个人有张正书这种历史眼光,因为张正书是“过来人”,宋人却是懵懵懂懂的。所以对于黑暗,张正书看得比谁都多。
于是,张正书更不敢出去了。
“你家小官人呢?”
张正书在门缝里瞧见,那个领头的秀才,脸色有些阴狠。看着战战兢兢的来财,他掣出了腰间的铁尺,挑起了来财的下巴,虽然带着笑意,但却让人不寒而栗。张正书一愣,原来这不是刀啊?那看来,很有可能是巡捕了,哪怕他们穿的不是巡捕的衣服。张正书是知道的,宋朝的捕快,一般都是“编外公务人员”,捕快是“捕役”和“快手”的合称,“捕役,捕拿盗匪之官役也;快手,动手擒贼之官役也”,他们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性质呢,跟后世的刑警差不多。
有道是“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其实官员在地方上,在具体政务上,基本是被胥吏架空了。像“捕役”“快手”之类的胥吏,搞额外创收,那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因为这些捕役、快手都是没有固定“工资”的,只能滥用职权搞创收了。
“难道是来收‘保护费’的?”
不仅是张正书这么想,就连见惯了风浪的郑时弼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位官人,小老儿有礼了,敢问诸位官人因何事而来?”
郑时弼这句话说得很有艺术,他不去问这个拿着铁尺的阴冷秀才为什么要胁迫来财,而是问他为何事而来,避免了正面冲突。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正书本来都想出去的了,听得郑时弼这么一说,他连连点头,心道:“姜还是老的辣啊……”即便他两世为人,也是年轻人心性,沉不住气。可这郑时弼不一样,他经历了大风大浪,潮起潮落,自是懂得怎么应付这些胥吏。
“你是何人?”
这个阴冷秀才皱眉说道,一股寒意逼迫而来。
郑时弼也是一愣,然后不卑不亢地说道:“官人,小老儿忝作张家账房,已有些时日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阴冷秀才并没有进一步逼迫,而是淡淡地说道:“那你快些叫你家小官人出来罢,若是耽搁了事情,他也是担不起的。”
张正书听了这话,有点诧异:“难道是开封府府尹吕嘉问找我?”想了想,又觉得不对,“都这么晚了,他找我干嘛?”想不通的张正书,决定再观望看看。
“官人,官人,你这是……”
见到这个阴冷秀才想要硬闯,郑时弼想要去阻拦,却被另几个不速之客按住了,甚至拿出了铁尺,明晃晃地在他面前耀了两下。“老汉,你还是莫要动,动的话,保不齐扎你两个窟窿!”其中一个人嘿嘿笑道,但话语里完全没有笑意,反倒是一股透骨的寒意。
“张正书,你再不出来,我就派人进去搜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天底下还没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阴冷秀才的这句话,让张正书有点发愣。
“卧槽,这个人真嚣张啊!”张正书也知道,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这个秀才这么大的口气,想必是有所倚仗的,而且倚仗还很大。“天底下,还有衙役敢这么夸海口的?”张正书也觉得奇怪,就算是开封府府尹吕嘉问,也不会这么说话啊?相反,吕嘉问还想靠着张小官人捞政绩,怎么会找张正书的麻烦?一时间,张正书也糊涂了。
“这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仅是张正书,“京华报社”里的众人,心中也泛起了这么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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