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外，剩下的就是汉朝的法律制度了。

说起汉朝的话，还是很复杂的，因为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继位，荒淫无道，重用奸臣，导致天下大乱，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才推翻了秦王朝。

秦灭以后，刘邦和项羽又进行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

在公元前202年，刘邦终于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这才得以统一全国，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

可在西汉末年，外戚当道，搞的整个天下乌烟瘴气，其中最大的外戚王莽趁机夺取了政权，代汉而立，建立了新朝。

但王莽的政权仅仅维持了17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以刘秀为代表的豪强地主集团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于公元25年重新恢复了汉朝的统治，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两汉历经四百余年的统治，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此相适应，封建法制也进一步完备，在秦律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

而汉朝法律的指导思想就是与民休息，宽省刑法。

因为汉朝统治初期，统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严厉批判“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确立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的指导思想。

同时主张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汉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统治已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决心改“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

于是采纳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今后法制指导思想。

汉代的刑罚适用原则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确定了“上请”、“恤刑”、“亲亲得相首匿”等刑罚适用原则。

汉朝的法律形式则有。

⒈律（基本法律）：即法典，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形式，主要调整重要和基本的法律关系。

汉律六十篇指的是萧何所定的《九章律》（九篇），叔孙通所定《傍章律》（十八篇）。

张汤所定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所定的《朝律》（六篇），加在一起共六十篇。

汉律还有一个名称，“三尺法”，因为汉律是用三尺竹简书写的。

⒉令（临时发面的诏令）：又叫做“诏”，是皇帝根据形式变化及时发布的。

“令”可以用于补充法律，解释法律，甚至可以代替法律，“令”往往又可以成为以后修订法律的根据。

⒊科（单行刑事条例）：又叫做“科条”或“事条”，是从秦朝的“课”发展而来的。

据刘熙的《释名》记载：“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

科是关于考核，以及处刑标准的具体的法律形式。

据《后汉书》记载：“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

可见，汉朝的“科”作为法律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

⒋比（决事比，又叫决事比，即可以用来比照判案的典型判例。

作为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比”可以补充法、令的不足，在汉朝的时候被广泛使用。

可以比照的断案成例，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条文或同类型案件）。

⒌《春秋》经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要知道早在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时，就宣布废秦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是西汉立法的开端“约法三章”。

在建立西汉王朝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刘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汉律。

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称《九章律》。

《九章律》是汉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个汉律的核心和主干部分。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补充《九章律》的不足，刘邦还命令叔孙通制定了有关朝仪方面的专律《傍章律》十八篇。

此外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定“章程”。

汉初的立法，直到汉武帝即位时，没有大的变化，法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西汉初年，由于统治者贯彻了“无为而治”的方针，法律相对较为省简，也比较稳定，自刘邦至汉武帝期间法律无大变化。

但汉武帝即位以后，连年对外战争，从而使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加强司法镇压，开始大规模增修法律。

汉武帝命张汤制定了《越宫律》27篇，这是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

又命赵禹制定了《朝律》6篇，这是有关朝贺制度的专门法律。

这两部法规连同《九章律》，《旁章律》总计60篇，后人统称为汉律。

同时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汉武帝时期还制定了《沈命法》和《通行饮食法》。

为削弱和打击诸侯王的势，又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还制定了《腹非之法》，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

至此，汉律的内容大量增加，体系庞杂，刑罚也相当严苛。

自汉武帝以后直到西汉灭亡，西汉的法律基本上无大变化。

后因“律令烦多”典者不能遍睹，元帝、成帝等朝曾有约简法律之举，但也只是稍加删节，没有大的变化。

一直到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全面废除了西汉的法律，但并没有改变法律的烦苛状况。

此后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废止王莽政权的法律，恢复了西汉的旧律，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同时发布了许多释奴法令和弛刑诏书，想以此缓和社会矛盾。

但由于西汉旧律的庞杂，烦苛，再加以东汉历代君主不断增加新的律令。

因此，东汉的法律仍是科条无限，庞杂烦苛。

章帝在廷尉陈宠的建议下，准备对律令进行一次大的删改，但旋即陈宠被免职，此事也未施行。

但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使旧律湮灭。

应劭于建安六年对汉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理与修订，但具体内容，无从考察。

从两汉的立法活动中可以看出，西汉初年，刘邦废秦苛法，法律呈现由繁入简，由苛转轻的趋势。

汉武帝时改变了这种发展趋势，后来虽有要求约简法律的呼声，但基本没有实现，东汉以后的法律又出现出烦苛入轻简的发展趋势。

这种发展是法律自身的要，但也直接受制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立法思想的影响。

至于刑法的话，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

像是汉文帝时鉴于当时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于是开始考虑改革肉刑。

文帝开始刑罚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

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至于改革内容的话，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

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

景帝继位后，在文帝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

他主持重定律令，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

景帝又颁布《垂（音）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

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同周秦时期广泛使用肉刑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法律内容的话，像是刑事法律，罪名：①侵犯皇帝人身、权力及尊严方面的罪名：矫制矫诏罪、废格诏令罪、大不敬罪等。

②危害专制集权统治的罪名：左官罪、阿党附益罪、出界罪、酎金罪。

③镇压敌对阶级反抗的犯罪：首匿罪、通行饮食罪、篡囚罪。

④官吏渎职方面的罪名：沈命罪、见知故纵罪。

刑罚：死刑（枭首、腰斩、弃市）、徒刑、笞刑、徒边、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赎刑。

刑罚适用原则：（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①上请原则，官贵犯罪可以请示皇帝给予优待。

②恤刑原则，对老幼妇女以优待。

③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

民事法律的话，主要内容有①维护封建家长制（父为子纲）。

②维护封建婚姻关系（夫为妻纲）。

③维护封建继承关系（实行嫡长子继承爵位，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平分，女子也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司法机构的话，中央司法机构，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

廷尉为中央司法长官（审理皇帝交办案件“诏狱”）。

重大案件实行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高级官吏共同审理制度称为杂治。

汉朝中央负责法律监督的长官，西汉为御史大夫，东汉为御史中丞。

地方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同时是司法长官。

诉讼审判制度是告诉，举劾（官吏代表国家纠举）。

汉朝时审讯被告称为“鞫狱”，为防止翻供，须实行“复传”。

此外还有春秋决狱。

要知道《春秋》是孔子所著的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依据。

其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对下级司法机关审判的案件进行监督和检查，以平反冤案、疏理滞狱的制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是汉代就已经有打拐刑法了。

所谓的打拐，就是打击拐卖人口，不过那时候不叫拐卖，因为古代中国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

从汉代开始，当时的法律就标明这是大罪，严令禁止。

但因为这里面有较大的收益，所以虽是王法如炉，可这种买卖依旧是屡禁不止，不知在古代，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总之，千百年来一直有人在做，是屡禁不止，比如《史记》中就有多处记录拐卖人口的勾当。

像是著名网络人和菜头在他的一篇博文里说：“拐卖是因为缺乏子嗣，乞讨是因为谋生乏术。拐卖儿童然后弄残疾再送去乞讨，无论从风险还是成本的角度计算，都只会是小概率事件。”

许多人很赞同菜头这一分析，正如世上有匪夷所思的犯罪方式一样，肯定有奸人将骗来的小孩弄残来乞讨以博得施舍者的同情，如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故事一样。

但如菜头所言，一定是小概率，分析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项合法或非法的行当，从其成本、风险和收益入手，应当是一种理智的方式。

《季布栾布列传》载，被封为俞侯的栾布年少时，“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

据《外戚世家》记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弟弟、堂堂国舅爷窦广国就曾被人拐卖，不过后来他总算和窦太后相认了，这算是一段比较曲折感人的人伦故事。

这位国舅爷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

很显然，这不是穷人家因生活艰难自愿卖儿卖女，而是典型的被人贩子拐卖。

因为窦家穷，所以父母自然没有能力去寻找儿子，窦少君辗转被卖了十几家，最后卖到河南宜阳，被主人弄到山中烧炭———此类“黑窑工”真是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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