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相同的诗人气质，面临做亡国奴的时代语境和热烈奔放的诗情使苏氏在译拜诗时候能够充分理解并融入拜伦的世界，译文采用旧言、五言或七言诗诗体，正确地表达原作诗意，善于体味原诗的风格、韵味。

他译价自己的译作“接文切理，语无增饰，译义悱恻，事拜相称。”

创造社译论家张定潢曾这样评论苏氏的译诗:“人有时会想，行政伦的诗毕竟只有曼殊可以译。翻译是没有的事，除非有两个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样是天才的艺术家，反(而)是一具艺术家那瞬间的和别的一个艺术家过同一个生活，用别一种形式，在那作创造。唯在曼殊可以创造拜伦的诗??”

此外苏曼殊还编有四部翻译诗集:《文学姻缘》(1908)、《拜伦诗选》(1909)、《潮音》(1911)。

他的译诗第一次将诗的翻译引入了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有明确的时代意义。

当然，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名人外，在当时翻译界的名人还有马君武(1881，1940)。

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和，字贵公，号君武，原籍湖北蔳圻，不过后随祖父定居广西桂林，自幼读儒书与历代文集，1899年考入广西体用学堂，专攻数学和英语。

在1900年时，又赴广州法国教会学样学法文，次年就读上海震旦学院，继续专攻法文。

此后1901年君武以官费赴日留学，结识了前文所说的梁启超、孙中山等爱国人士，后空白梁氏《新民丛板》撰稿并翻译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数章。

在1902年12月又与马一学、谢天量等创办《翻译世界》，并任主编，介绍西方进步思想和进步学说，传播西学。

并且在1905年还加入了日本东京同盟会组织，从此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到了1906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化学专业，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担任上海同盟会会长，同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纲领部分。

后因革-命活动受流缉列德国留学，取得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晚年致力广西大学并出任校长，算得上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了不起的思想翻译家。

并且马君武还精通教育日、英、法、德多种外语，因此翻译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法兰西今世史》，以及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和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以及斯宾塞的《女权篇》，卢梭的《民约论》包括黑格尔的《一元哲学》。

此外，并编译过《平面几何学》、《微分方程式》、《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德华辞典》等。

但是需要说明，马氏最主要的译作还是其诗歌译品。

1905年他在日本编印的《新文学》上发表了拜伦的《哀希腊》，1907年他第一次用五言体将英国诗人thomas hood(1798-1845)的幽默诗歌篇《衫衫歌》译成中文(后来胡适、刘半农也译过此诗)。

此外，他还翻译了歌德的《米丽容歌》(杂言体)、雨果的《重展旧时恋节》(七律提)和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维物之烦恼》片段《阿明海岸吴女诗》(七言歌行体)。

可以说马君武是一位革-命志士，多才艺术，精通各种古诗诗体，他的译体富于豪情，语言明丽流畅，贴切动人，是近代翻译文学中的精品。

近代俄罗斯文学翻译，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繁荣发展，一大批世界级优秀作家，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珂夫、高尔基先后活跃于俄国文坛，其作品从欧洲开始，播撒于世界各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我国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主要的翻译家有吴棒、戴翼翼、陈暇、马君武、周氏兄弟等等。

他们或者第二次译介俄国文学作品，或介绍某个俄过作家，或第一次引进一种体裁，为俄国文学在我国传播作出贡献。

此外，近代译介俄国作家契坷夫作平的集子还有，周氏兄弟于1907年合编的《城外小说集》，中间收集了契坷夫的《戚施》(今译《在庄园里》)和《塞外》(今译《在流放中》)。

还有就是1909年包天笑译《六号座》(《六号病房》)发表于《小说时报》。

以及1916年陈家麟和陈大橙合译的，契坷夫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谈》(上下册，共收集23个短篇小说故事)，高尔基的名篇《鹰歌》(今译《鹰之歌》1908年5月由天锐译出并发表了《奥西》第4期。

而在1916年，刘半农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六人》前半部(发表于〈小说〉2卷5号上。

此后一年，也就是1917年，周瘦鹃又译其小说《大义》(即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中第十一篇)。

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此时也逐渐被译介，中国读者由衷喜爱这位伟大的文学大师并钦佩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道主义情怀。

像是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孝》中就首次捉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和平》一书。

1903年单士厘(1858-1945)在《癸卯旅行记》一书中介绍托翁及其影响。

1904年闽中寒泉子在《福建日日新闻》中文《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论及托翁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指出:“??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从世界人民永远之平和为其目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

而1905年留俄学生张庆桐以其译作《李鸿章》与托尔斯泰有书信往来。

1906年辜鸿铭写的《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书寄给托翁，得到了他高度的评价。

1907年后托翁作品开始被译介中国。

1911年热质翻译托翁的《蛾眉之难》;1914年，马君武翻译托翁代表作之一:《心狱》(今译名《复活》)。

1917年陈家麟和陈大澄译他的另一代表作《安娜小史》(今译《安娜-卡列尼娜》)(据英译书转翻译)。

同年朱世溱又译其军事小说《克里米站血录》。

到了1918年，林纾和陈家麟又译其自传体三部曲《现身说法》(今译《幼年-少年-青年》)。

此外，托翁的短篇小说也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据郭廷礼统计，五四前托尔斯泰的作品被译介成中文的有30等种。

比如五四后俄国文学作品就成了现代作家译介的重点之一，这些都有利于现代翻译文学之繁荣。

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除林纾之外，伍光建和宗朴都要重点介绍。

伍光建的话，也是了不起的翻译家，别暑君朔，广东新会人。

自幼聪敏，因此在15岁时就考入了当时天津的北洋师学堂，学习期间便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而且他还是文学译论家伍之父。

所以毕业后便被保送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有机会接触欧美文学。

回国后任教于北洋师学堂，课余编写教科书有《帝国英文读书》、《英文范纲要》等，受到当局重视。

戊戌变法前后伍氏开始从事翻译，50年间共译文央哲各类书籍130多种。

“五-四”前他的译作从法国作家大仲马(a dnamasi pire 1802-1870)的历史小说《侠隐记》，也就是如今翻译成的《三个火枪手》，以及《法宫秘史》等等，都算是很出名的文学作品。

在“五-四”后更是翻译了狄更斯的《劳动世界》、菲尔丁的《大伟大人威立特传》和《约瑟安特路传》，可读性非常强，受到了茅盾和《先青年》的高度评价，声名远扬。

还有就是曾朴，谱名朴华，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别号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法国文学的系统译介人之一。

曾孟朴少年聪颖，学习“八股文”但他爱好新文学，特别是甲午战争给予伍氏深度的刺激，从此他决定学好外语，研究外国文化，区时救国。

1897年在伤害遇谭、林旭、唐才常等人议论新政。

同年秋，经人介绍认识陈季同，也他以后翻译、研究法国文学创造了条件。

1904年春与厅芝孙创办《女子世界》，宣传女性革命。

在1907年，曾氏与黄人、徐念慈合办《小说林志》介绍了他翻译的雨果的《马哥王后使史》(未完)，编辑《大仲马传》。

同年因秋瑾被害，致书抗议，反对清政府镇压革命志士。

之后参加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成为一名民～主～革～命人士。

曾朴的翻译生涯开始于1907年“小说林”的创立。

因为从青年时起曾氏即怀抱“区时治国”心愿，学习法文，甲午战败后他致力于西学译文学研究，并顺应潮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他创办“小说林”书店和《小说林》杂志，提倡创作和翻译小说。

所以在五～四运动后他拥护新文化运动，大力译介西洋文学，成为我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位进步翻译家。

曾氏翻译文学作品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扩大我们文学的旧城;二是为了建设我们的新文学，他是想“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的源泉。”

同时他认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翻译是为了“拿葫芦来播种新的葫芦来。”

当然，除了这些人以外，近代翻译史上还有一位大佬，那就是辜鸿铭了。

辜鸿铭不仅是最早译介英诗的译者之一，而且还是第一位将中国文化典籍译成英文的中国人。

在这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辜鸿铭，原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别暑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母亲是葡萄牙人。

自幼学习儒学，13岁随义父英国人布朗先生前往英国接受系统教育，肆业英国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再后赴巴黎学习法文。

幸氏聪明过人，有超人的语言天赋，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文字，并和英国作家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等深交，深受歌德等浪漫主义思想影响。

回国后任职于张之洞幕下，后受蔡元培之邀请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

幸氏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主要贡献有二。

首先是将中国经典，也就是《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of confucius)和《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译成英文，纠正了理雅格和以往传教士对《论语》内容的不正确理解和误译。

其次是用英文写《尊王篇》、《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影响西方世界，他的诗译主要有英国柯勒律洽(s?t?colleridge)的《古盘子咏》和william cowper的《痴汉骑马歌》。

章先生翻译《论语》、《中庸》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文化比较法和归化翻译迎合西方读者，传播中国传统精华文化。

对幸氏翻译最早发表评论的当居王国维的《书汤生英译〈中庸〉之后》，近年来，随着文化翻译学派的兴起和国学研究的走俏，辜氏翻译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主要研究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香港侵礼会大学的王辉等等。

至于其诗歌翻译，则鲜有人提及。

从形式上看，近代小说翻译包括长篇、短篇;从内容上看，译者翻译主要强调醒世、启民、强国;从问题上看，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教育小说、爱情小说、自传体小说、哲理小说等各种小说体裁基本上都被译介;翻译策略上，早期翻译多系日文转译，多原文忠实程度不够，加上译者有任意删节之嫌，因自己的喜爱随意使用归化翻译，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事件中国化，插入议译、点评，操纵翻译过程，从文化史、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近代翻译史铺垫了五四后现代翻译文学以及文学创造的发展之路，翻译发挥无比的威力，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翻译家和诗人翻译家。

我国翻译文学开始进入繁荣时期;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看，近代翻译带来了思想界的进化，意识形态，成为操纵翻译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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