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所说，由此，郑传寅指出，喜以悲反的美学品格反映了我国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对“和”的境界的追求。

包括王季思也有相似论述，他认为，不同于西方戏剧将悲剧的崇高和喜剧的滑稽加以提纯而发展到极致，中国的戏曲将两者糅合到一起，互相调剂和衬托。

这方面表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调节，达到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后的超越，既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又带有道家阴阳相激、刚柔并济的哲学意蕴，是民族传统心理积淀影响下形成的独特审美形态。

还有像是《中国古典悲喜剧美学初论》在肯定上述从叙事层面对悲喜剧交替、苦乐相错手法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强调指出。

这一手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人生观:悲喜交集、苦乐相错表现在生命观上，就是生与死的循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表现在人生观上，中国人的传统看法是人的一生虽有种种磨难种种悲苦，坎坷不平，但好运终将降临，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先苦后甜的人生认知和期盼影响。

并且大家都知道，在大部分的古典戏曲中多有发迹变泰、分离团圆等种种由悲转化为喜的戏码。

因此这种悲喜剧的存在不仅仅是叙事所能解释的，也不仅仅源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浸染，还直接决定于古人的人生观。

而在这种人生观的干预下，戏曲作品往往同时具有悲剧高潮和喜剧高潮，两者相互冲淡，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这就在考虑到传统思想影响的同时，看到了参与古典戏曲悲喜交融特质形成的又一种因素。

从中和的审美体验到人生观、生命观的文化意义，这应是古典戏曲所含蕴的审美意蕴之体现。

关于古典戏曲的主题与审美意蕴的话，众所周知，戏曲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势必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像是古典戏曲的不同题材和主题类型，都承载着反映和批判现实、树立和追求美好理想等思想意义，这也是古典戏曲故事审美意蕴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点不再面面俱到地论述，仅以历史剧、爱情剧和宗教剧之主题意义为例简要说明。

因为历史剧虽取材于历史题材，实际抒写的却是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因此借古喻今、讽今是历史剧的惯用手法和真实意图。

或借助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展现激烈动荡的社会风云和历史变迁，流露出普遍强烈的英雄崇拜意识，这一点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尤为突出。

元杂剧历史剧不仅写出了英雄人物叱咤风云的神采，甚至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还被贯穿到剧中人物历史生活的每一方面。

例如将原本并非作为英雄行为的举动当做英雄壮举来写;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同时也展开了对英雄失路及造成英雄悲剧的时代环境的思考。

像是关汉卿的《单刀会》呼唤英豪，《西蜀梦》中关羽、张飞却相继被害，在那样一个英雄尚且无法自保的时世，升斗小民何以全身避祸，英雄死了，谁来拯救天下苍生？

这就是关汉卿剧作中隐藏的主题，其中蕴涵着他对时代的深刻思考。

或通过历史剧创作缅怀盛世，总结历史兴亡教训，抒发剧作家山川满目泪沾衣的历史兴亡之叹和备受压抑之感。

比如《汉宫秋》有意将汉强番弱的历史写成番强汉弱的剧情，《桃花扇》的史著化处理，《长生殿》李杨情缘中蕴含着的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等等，无一不表达了这种主题倾向。

历史剧创作还涉及到其他种种主题和内涵，不再一一赘述，可参考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等相关资料。

至于婚恋爱情剧则多通过对阻挠自由爱情的封建家长势力的刻画，批判封建礼教，赞美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勇气与坚贞。

比较出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为代表的爱情剧多着眼于此，以及通过婚变、弃妇等主题和情节模式揭露不良社会现象和世风日下的道德倾向，如《白兔记》、《琵琶记》等。

而宗教剧中虽有单纯反映神仙道化事件的剧作，但多数属醉翁之意，更多的剧作着重通过神仙道化反映对社会的思考，寄托自己的情志。

如元代宗教剧两个最重要的意义维度在于以宗教为度人之筏与处世之方，度人脱离红尘俗世，本身就体现了对时世的嫌恶，被度者多出将入相、联姻高门，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又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对政坛的厌恶和恐惧，折射出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

关于宗教剧的研究可重点参看郑传寅《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

以上种种无不立足于现实，渗透着剧作家对特定时代的思考，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心声，共同熔铸成丰厚复杂的文化内涵，这是元明清戏曲故事审美意蕴的又一构成。

像是我们可以以李杨爱情故事个案综述，因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自其产生就有众多文人对此进行演绎。

由此，李杨爱情故事也就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在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舞台上长盛不衰。

因此对于这一题材的研究，是文学史和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

根据在中国知网搜索的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论文，以李杨爱情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戏曲文学研究的论文可以找到大约20篇文章。

以《长生殿》和《梧桐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一共可以得出近百篇。

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李杨爱情故事有关联的，简单的从总量来看，就可以知道对于整体李杨爱情故事的研究远不如单篇的戏曲传奇充的研究充分。

下面我们就以几篇主要的论文为根据，从李杨爱情故事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在戏曲文学中的本事流变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故事自身的审美意蕴，以及以李杨爱情为主题的戏曲文学题材类型的意义这四个方面对于李杨爱情故事这一个案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

首先是李杨爱情故事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

怎么说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李杨爱情故事汲取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从政治领域走进了文学圣殿。

唐祚以降，历代佳作迭出，李杨爱情被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采取不同的艺术形式以表达不同思想感情。

在时间上，李杨爱情这一题材贯穿唐宋元明清朝代，在空间上，李杨爱情这一题材渗透于诗词文曲诸体，显示出这一题材的巨大张力。

兰州大学张勇敢的《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和安徽师范大学陈慧敏的《论李杨题材在中国戏剧中的多重演绎》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探讨。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识。

当然，这也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传奇色彩。

像是翁媳之情，违背伦常，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伦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惊世骇俗。

这种一反常规的“异情”、“艳情”，反过来刺激了文人们内心的创作欲望与创作灵感，引起他们猎奇涉艳的兴趣。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蕴含的人性色彩。

因为李杨情事不仅是某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更是种人性现象、情感现象。

作为前者，一切荒淫误国的帝王后妃之情都应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

而作为后者，它又常为人们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的皇权制下，皇帝表面上享有极端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也泯灭了其作为普通人的血性。

诚然，李杨之情也带有鲜明的宫帷特色，但无论如何，那种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持久、热烈、专一、相依的神圣美好的情感内涵，的确在李杨悲剧性情感中得以某种“契合”性地闪现。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也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说杨妃生前玄宗怎样痴情及杨妃死后玄宗的苦苦遥思，就两人平日相处也志趣相投。史书记载了他们间的两次矛盾，从中也可见出其感情真实:“天宝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命高力士送还杨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

“妒”被视为古代妇女“七出”之首，可见杨妃不是把玄宗作为帝王来侍奉，而是作为丈夫来要求。

事实上，无论贵为帝妃，还是贱为平民，从人的情感来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可贵的是在李杨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性爱的怪圈。

尤其在杨妃死后，其情感更经过了净化与升华。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出了无数的爱情悲剧，但由于李杨的社会历史角色，人们在观照时就忘记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过来，其真情更为难得，也才有了清人洪升“如此钟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所附着的政治历史色彩。

因为李杨之情的特殊性，两人的历史角色规定了他们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政治历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几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极盛走向动乱的转折期，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正是他沉湎女色，导致战乱。

如游国恩先生就说，“(玄宗)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

无论如何，晚年的玄宗无法同时成就他的政治与爱情，以至贵为帝王，保不了妃子;贵为帝妃，一旦被视为丧邦辱国，求一布衣而不可得。

于是，李杨之情似乎就在这沉重的政治罪孽中无法涅槃。这样的历史感在朝代更迭之时总会给文人以更大的心灵震撼，产生强烈的共鸣，而情感的悲剧与政治的悲剧的重叠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题材。

同时，大多数的历史性书籍中也对李杨二人的轶事进行过记载，如《新唐书》《旧唐书》等，由于历史上确有其事，所以李杨二人的故事就存在一个“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双重维度，而文人们也大多热衷于对正史的记载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这也使得李杨故事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散发的悲剧色彩。

像是有许多的学者认为，李杨二人是自我毁灭，构不成悲剧冲突，但是其实李杨悲剧的悲剧冲突是无形的，正是个人与社会、人情与政治的诸多矛盾综合，这才造成了李杨的爱情悲剧由来。

李隆基和杨玉环出去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当作历史中的个人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欲得爱情而不得的悲剧，是在乱世中无法获得人生满足的悲剧。

也正是因此从而使得李杨二人的感情上升为一种人生悲剧，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蕴。

除此以外，由于历代的改编和新作不断，给后代的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性空间和可以发挥的余地，从而也促使了这一题材的发展。

并且关于李杨故事的历代演绎，卞孝萱先生认为，“只是正史的记载是真实的”。

就像前面说的，李杨题材本身的审美多义性再加上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审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视角下的李杨悲剧，使得李杨故事这部历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断被接受、被创造中获得新的生命，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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