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在二战后到里根时期之前经历过一段“国有化时期”,撒切尔时期后才开始坚持不懈地搞“去国有化”。这其中的变迁,其实引用一位白厅主要部门常务秘书曾经说过得话最应景:“如果我相信政客们得说法,我会相信‘国有化’,然后‘去国有化’,再后‘再国有化’.......总之最后我会语无伦次,不知所措。”
这个时期,不仅联合王国是这样,其主要自治领大家拿,澳洲和纽西兰甚至是作为某“自由世界”壁垒的米帝也有类似的公营化产业——而不是被归类的公共事业——到了里根时期,也被私有化了。这种通过“节约资本、提高效率”为名的变革,最后无一例外地,都让后来的“服务公司”赚得钵盈盆满。当一些人痛惜东欧剧变的损失时,却忽视了80年代开始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的示范作用。
林义龙现在正在做的,其实不如说是吃一些公营转私营过程中已经不被需要的边角料——这部分边角料也很值钱就是了。
在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林义龙终于有心情和许振坤一起出来散步。两人换上了登山裤和t恤,尝试观览一下富士山——不过,本来就不是登富士山的季节,登山就变成了远足。
“其实‘老钱’对‘新钱’的贬低,总觉得是‘新钱’对上流社会比较焦虑或者说进退无据;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老钱’。”林义龙向许振坤宣扬着自己的观点,“‘老钱们’总认为,好像‘新钱’都是一些上班的中层,突然暴富之后不知道怎么花钱,所以就如同那些傻x一样乱撒钱,败坏了上流社会品味。
“不过我认为,与其说是‘新钱’在焦虑,不如说是这些给‘新钱’接盘了的‘老钱’更加紧张。他们于是就把资金流动起来,一点一点创造高位,让别人给他们接盘。”
“新钱”是个从法语借过来词,本意是新富人、土豪,可不知为何被翻译成英文“钱“——指的是通过自己奋斗积累财富的富裕阶层;同样从法语里借出词填进英语的“旧钱”则指的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的旧富人,贵族。
考虑到两者被传授的人生经验的区别,“老钱”和“新钱”的品味并不相同,行事方式也稍显割裂,可正由于此他们也相互看不上。这种相互鄙薄不能理解为分歧,“新钱”后代也会变成“旧钱”,所以并没有显著的身份认同区别。
“这我当然懂啦。”许振坤道,“不过,说句实话,无论你还是我,‘锦衣夜行’,只能这么过过瘾吧。”
“这个比喻不算特别正确吧。”林义龙吐槽道,“羽霸王之后更是被评论为‘沐猴而冠’,这算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利用资本。”许振坤笑道,“而不是坐看汉王兴起。我们总不能像某大统领那样,把自己的名字放到每一个产业上,甚至自己的专机游艇也要放五个大大的字母?”
“这就算了。”林义龙答道,“虽然我也属于'沐猴',却没有主动往笼子里一呆当被展示动物的特殊癖好。”
“那不就得了。”许振坤道,“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让自己享受‘更加平等’的待遇罢了。”
“也对......”林义龙认同了好友的说法。
两人之前有些养尊处优,体能并不能支持特别长的时间,这趟远足走一路,歇一路,甚至许振坤都有在附近民宿过夜的想法。
这个想法被林义龙一票否决。江户城市里的蚊子就很毒,乡下的蚊子更多,个头更大也更令林义龙受不了蚊子。最后在林义龙的坚持下,两人坐出租车到车站,回涩谷。
主题仍然是吃吃喝喝,许振坤带着林义龙进入了一家居酒屋,自己点了清酒,给林义龙要了梅子汁。
“其实你应该试试酒精饮料的。”许振坤这么劝道,“不然以后去鸡尾酒会岂不是非常不自在?”
“我只是单纯不喜欢酒的味道罢了。”林义龙摆摆手,“不过,看你让我喝酒,肯定是想诉说一下什么酒后才能说的话题。我们也认识22年了,有什么话就说,不过我估计,应该是和伴侣相关的话题。”
“这段日子,我发现我喜欢上了我的那位mistress。”许振坤坦然道,“如果不是因为金钱关系,我甚至想真的让她嫁给我。”
“你要是真心那么想,请务必记得弄一份托管协议,把所有的财产都信托出去,回避婚姻风险。”林义龙说道。
“怎么做?”
“这很简单,你知道英国有一个格罗夫纳家族吧?”林义龙问道。
“当然知道。”
“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回避遗产税的?”林义龙问道。
“怎么?”许振坤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他们把所有家族的财产都归类在信托下,所有的信托受益人都是他们贵族头衔得持有人——我没见过具体的头衔,但我就拿他们最早的‘贝尔格拉维亚伯爵’为例:
“这样的话,因为按照继承规则,可以有无数个‘贝尔格拉维亚伯爵’的潜在人选,可以换无数个人,可信托财产的受益人依然是‘贝尔格拉维亚伯爵’,并不限定于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人人选,自然也不存在‘遗产’和‘继承’,也就不用缴纳任何遗产税还有所得税。
“你这里,你同样可以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信托里,然后指定受益人是‘所有许振坤直系家族人员’——这样的话,无论她们和你结婚或者离婚,都不会从你这里分走财产——因为,你理论上其实是没有任何财产的‘财政困(无)难(能)人’。”
林义龙花费了将近10分钟的口舌,给许振坤普及了一下有关回避资产分割的方式。
“所以,当你看到某个贵族,总是为遗产税和所得税发愁,这个人一定不是什么贵族,对国外这方面的完全不了解。”林义龙总结道,“反正我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反正就直接右上角叉了,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只能说查资料不认真。”
“那你和我共同私人基金的份额也能照此处理么?”许振坤问道。
这半年下来,两位好友的信托基金增值了将近三倍,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来源于许振坤学长名下信托财产的损失。虽然这种增益来源不怎么光彩,可适格得当事人受限,不能提出异议;有能力提出异议的人却不适格——也就没什么人能影响这笔基金的不断损失。
久而久之,最后也就没人记得这笔资金的存在。就算有人记得,也会像林义龙对邦妮的前夫雷说过的那样,资金信托也没法熬到回报期到来之时。
“当然。”林义龙露出了只有许振坤能懂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