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家将近一年，她终于回来了。

乡间的公共汽车不像城里的公共汽车那样到站才停，乡间的公共汽车随处可停，只要车上有人喊下车，或者路边有人招手要上车。她坐的那辆连接她家所在小镇与县城的绿色小公交摇摇晃晃地驶出了客运站，走了不久，便在行驶的途中第一次停下来，在满车人的抱怨声里，同时开启了前后门，三样东西——一只行李箱、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一只半旧的婴儿车——被他们的主人从后门塞进来；高大结实的中年女售票员站在车向前面，张着两只胳膊，赶鹅似的又将过道里的乘客往车厢后部压缩了一次，拉着前门外等待上车的人的胳膊，将他们一个一个拽上来，然后小公交重新开起来，走走停停，经由女售货员之手，像往行李箱里塞东西似地，将人一个接一个地塞进狭小的车厢里。她贴着前头那个穿大红色羽绒服的年轻的胖女孩的后背，两只脚并在一起站着，上半身被迫向后弯曲着，鼻子里全是咸腥的鸭绒味和往小地方跑的那种大巴车里的味道，心里一阵阵地犯恶心。车子驶到五华村时，车上下了第一个人——下了一个，上了两个；然后是董家庄、赶车店、焦家沟、三棵树……终于熬到了方城镇，车门一开，就像泄洪的大坝终于开了闸，人顿时下了一大半，站着的人好歹等到了座位了，高高兴兴地坐下来。他们的脸是家乡北岭上的红土地的颜色，但其实是太阳晒出来的和风催出来的——她的家乡东邻黄海，一年四季吹着海风，人很容易变成那种十分土气的紫红色。他们说话的时候很大声，嘴张开的幅度也很大，露出一口牙——上了一点岁数的男人牙齿通常是黄色的——说话的时候，下巴和牙齿一起向上，扬起一个轻微的弧度；他们坐在座位上，上半身完全反过来或者只扭转到一半，两只手把着座位靠背，用那种同时扬起脸与牙齿的姿势，大声地和后面或者对面的人说话，

你那儿的呀？

我西草岭的。

你庄上有个人是不是叫xxx？

是啊！你认识啊？

他老爹（老爹，苏北方言，指“爷爷”）和俺舅姥姥是叔辈兄弟，论起来，……

满车厢的人操着方言前呼后应，一聊起来，全是熟人。

车子在方城镇停了大约十分钟，上了四个人，接着跑起来了；从方城镇中心街驶出来的一刹那，小公交车陡然加速，漆里哐啷地奔上了刚够两车并行的乡间水泥公路，她使劲把着前座的靠被，看到一车的人上半身都像乱风里的烟柱似的大幅地摇晃着。她眼睛被晃花了，胃里开始不舒服，心想再看下去怕是要晕车，便将目光转向车窗外。车窗外，公路两边一律向南倾斜着生长的杨树行子与杨树行子后面的麦田以及抛荒的土地绵绵不绝地快速退去，灰喜鹊在形同云烟的村庄那边的杨树林里悠扬地飞，不断有小汽车和带棚的三轮车与她们的小公交车如此靠近地交错而过，单衣啷当的瘦小伙骑着摩托车嗖地一下从她眼前划过去，头发像一蓬劲风里的干芦花……耳边方言始终热烈如沸，她终于动起情来，感觉自己的的确确正在归来，想象着与家人相见的情形，幸福的潮水在心底泛滥。然而，很快又想到了离别——数日之后，她将如这日归来，坐同样的车、走同样的路，只不过此时满心欢喜，那时满腔愁绪——幸福之上笼罩了不安的烟云。大学时，从这条路上归来，满心除了欢喜，就是恨不得下一秒到家的急切；如今，欢喜与急切都没有从前那样强烈了，倒是思及不久之后又要离别的悲伤，浓郁得化不开。

当她从公交车里下来、一只脚终于落在家乡的土地上，那一步，好像盖棺定论，所有的不安烟消云散。父亲正扶着电瓶车，站在那路那边的十字路口那儿，隔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与行人朝她挥手。她走过一排拉客的三轮车小轿车、一间冒着白气的包子铺、一座安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红通通的糖葫芦垛子和一束拿在小贩手中的彩色气球，等一辆拉满石子的重型卡车缓缓地在面前的路口拐过去之后，飞快地穿过那条被重型卡车压得裂缝丛生的水泥公路，跑到父亲面前，望着父亲，望着父亲，叫了声“老爸”。

“上车，走家。”

离开的时候西钢路两边长了十几年的老杨树浓阴蔽日，如今回来了，杨树都伐了，只剩一团团灰白色的矮树桩。麦田与裸露的土地一眼望到东山南边，没了杨树的点缀，家乡的土地就像打满补丁的旧衣衫。从前，小村隐现在密实的杨林之后，夏秋时节是漂浮在绿色海洋里的船，冬春则是卧在白色或者绿色云烟里的山岩；现在，杨树没了，在白泠泠的冬日阳光里，它们毫无遮挡地暴露人前，灰扑扑的一片，看得她心生伤感——她知道，她的伤感毫无实际意义。

“家里都好吧？”

“都好。”

“小婶子现在怎么样了？她那个病？”

“都好差不多了，就是嘴还有点瓢瓢着（瓢瓢着，苏北方言，形容物体歪斜的样子），不细看看不太出来了。”

“奥，那还好，在南京时我一听妹妹说，吓了好一跳。”

“吊扇风不是什么大病，现在也很普遍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也说不上来，估计是神经线的问题，说得就得了，也没什么兆头。”

电瓶车从西钢路拐上乡间水泥路，迎着阳光、正对东山，朝村子行驶，眼前逐一闪过熟悉的景象：抛荒的稻田、冻成深绿色的冬小麦、黄色琉璃顶闪闪发光的土地庙、王家庄村口大桥上坐着的老人……行至本村大桥的时候，一群面带笑意的狸花鸭“嘎嘎”叫着向两边散去，绕过桥头下去了，她的目光也跟着下去了，瞧见大桥下枯草漫生、碎石遍布，河滩中央一条窄窄的水流孱弱地向南流去。靠在墙根里晒太阳的村们民连声问候：哎吆，小松回来了啊；变白了；还能么瘦，多吃饭啊……电瓶车在进村之后的第一家小卖部门口拐进南边的巷子，巷子最南端，早有一堆人在朝这边张望了，里头有母亲、妹妹、奶奶、小婶子、小桃、邻居家的奶奶和三婶子，还有小源源——小家伙穿得圆圆鼓鼓的像只小企鹅，一蹦一跳的又像只小皮球。电瓶车在巷口停下，她从车上下来，小源源扭扭捏捏地蹭过来，抱着她的大腿连声唤“大姨”。她弯腰一把掐起小源源，抱在怀里，在他柔嫩的小脸蛋上使劲儿亲了两大口，然后依次问候众人。老奶奶的手包在她抱着小源源的手上，一下一下地拍着，口中道：“俺大孙女子回来了啊。”老奶奶又比去年老了很多，脸都快被皱纹淹没了，头发全白了，碎发在小风里飘摇。她忍住泪意，隔着小源源，拥抱奶奶。小婶子左边半张脸还是歪斜的，左嘴角、左眼角微微向下耷拉，说话的声音有些含糊；小桃比去年在南京见到的时候黑了许多，眼睛下面带着一层淡淡的黑眼圈，她松开老奶奶，抱了小桃，最终没有说那句“去重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小源源抱着她的脖子，在她脸上“吧唧”、“吧唧”连亲两口，亲得她脸上湿哒哒、凉丝丝的。妈妈拍手笑道：“哎呀，源源来，你瞅你黄通鼻子哦，弄你大姨一脸！”

她瞧着花脸糊堂的小家伙，被逗得哈哈大笑，忍不住也在他脸上嘬了一口。妈妈伸手过来用纸巾给小源源擦鼻子，对她道：“你也不嫌他意外（苏北方言，指“脏”）！”

“俺小外甥才不意外呢，是的吧，源源。”她说着将嘴巴凑在小源源肉嘟嘟的小腮帮上，“噗噗噗噗”猛吹一顿，逗得小家伙咯咯笑个不停。

一堆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小婶子道：“你们赶紧回家吧，小松在路上一天了，赶紧弄点饭给她吃。”

妈妈：“饭早在锅里坐着了。走呗，先莫说了，回去一边吃饭一边说。”

于是一家人簇拥着抱着小源源的她往家里走。从从巷口这边一眼看到东边大野地那边，满目都是干枯的野草和混凝土砂浆包裹的灰扑扑的院墙；菜园子的青石围墙上丝瓜秧都干了，何首乌的叶子被冻成了暗沉的铁锈红。景象还是去年的景象，杨树却没了，不再笔直站立，用它们那光滑而挺拔的长枝装点蔚蓝天空，它们曾经生长过的地方变成了一排小土坑，遗留的根子就在土坑边上，根须都被斩断了，只剩光秃秃的一团，已经干透了。西天老头正袖着手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盯着她，杨树枝做成的简易木拐杖靠在他身边的“八杖子”（苏北方言，指“树枝搭成的篱笆”）上。她叫了一声“大爷”，没有得到回应，妈妈道：“你大爷今年子耳朵聋得很厉害了，你得大点声，声音小一小他听不见。”

于是她大喊了一次，瞧见老爷子点点头，脸上缓慢地浮现出笑意，哑着嗓子道：“小松回来了啊。”

“昂”，她脆生生地答应着，和家人们一起走过去了。想着西天大爷的笑容，她不由叹了一口气，道：“杨树一没，各处显得更荒凉了。”

妹妹说：“你刚从大城市回来，看家里边肯定荒凉了。”

她说：“怎么也没把门口草拔拔？”

母亲说：“入了秋各种事，哪还有心思管。”

她瞧见小波家门口停着一辆银灰色小轿车上，问道：“小波家门口车谁的？”

母亲说：“他家老大的。”

她问：“大光回来了？”

母亲说：“回来好还几天了，听他妈说从湖南开了三天两夜车才到家。”

她说：“那还算快的，高速上这两天堵车很厉害了。”

到家之后，母亲把包递给妹妹，进了灶间，其余的人都进了南平房。小源源搓脱了鞋子一骨碌爬上炕，弓着一只手搭在她耳边小声问道：“大姨啊，你给源源买啥么好吃的？”

妹妹：“你大姨没买！你这两天不好好吃饭，学习也不认真，你大姨还给你买个屁。”

小源源扭拽着小身子哼哼道：“啊~嗯~买的，买的。”

她忍俊不禁，连连道：“好好好，买的，买的，大姨能不给小源源买么？你把大姨包提过来。”

小源源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床头上，拖着她的绿色双肩包吃力地走过来，嘴里呼哧呼哧喘粗气，自言自语道：“哎呀，能沉的，累死源源了。”

父亲笑道：“你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很搞喜了，天天弄猴行（“弄猴行”，苏北方言，指做出滑稽可笑的行为或者说出滑稽可笑的话）。”

她笑问小源源：“你舅姥姥说你天天弄猴行，你弄什么猴行啊？”

小源源：“我哪弄猴行。”小奶音一扭千转，实在太可爱。

她忍不住将小源源拉到跟前，又在他小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拉开双肩包拉链，小源源立刻像小青蛙似的蹲坐一边，嘟囔着“我哪弄猴行”，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东西。她故意先捡小朋友不感兴趣的东西往外拿——衣服啊、护肤品啊、书啊——掏了半天，终于将那只装得花花绿绿、鼓鼓囊囊的红色大塑料袋一把拽了出来，小源源兴奋得拍手尖叫：“能多好吃的的！”

她：“拿去吃吧，老实听话啊。”

妹妹：“大姐，你不用给他买这些。”

父亲：“怎么不用买，一年来家一回，该买就得买。”

小源源已经拖着一包零食坐在墙角里了，正将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整齐地排在面前。

父亲笑道：“就知道吃！”

小桃：“你望望俺大爷哦，小孩不吃干什么啊！”

她和小桃小婶子说话，先问小桃在重庆的情况，接着问小婶得病的经过；聊了一阵子，见母亲手上托着两盘菜——一盘炸蚕蛹、一盘白菜粉条，叫她上东屋吃饭。

小婶子：“行，那小松吃饭吧，俺先走了。”和小桃回家了。

妹妹笑道：“大姐，你瞅瞅俺老奶奶奥，她眼巴巴瞅你很长时间了。”

她转脸，瞧见老奶奶正默默地、细细地看着她，见她看过来，笑道：“俺耳朵聋，也听不着你们说什么。”

她凑到老奶奶面前大声说：“一块去吃饭啊！”

老奶奶：“我吃了，早上在家吃完了，吃饱饱的。”

妹妹：“一块去坐坐。”

父亲端来洋锅子（苏北方言，一种专门用于熬、煮的金属锅具，呈短圆柱形。），揭开锅盖，白色的水蒸气直冲天花板。母亲拿了白瓷碗给她盛了满满一碗糊涂（一种苏北小吃，汤糊状，类似于粥、胡辣汤，用小麦面粉、玉米粉、黄豆粉、碎花生瓣熬成，里面可以加红薯干、红薯块）。

她：“糊涂啊，能好的！”

妹妹：“妈妈才磨的糊涂面子，紫薯也是专门给大姑家要的好留给你吃的。”

“哎呀，哪用这样啊。”她这么说着，端起碗呼噜噜地喝起来。很快喝完一碗，一抬头，瞧见全家人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她，“你们不吃啊？”

“俺都吃完了。这是留给你的。”

她想起来了，现在家里都吃两顿饭。现在还不到十一点，第一顿饭点早过了，第二顿还得等到下午三四点。

“一块吃点，不然你们都看着我吃，我都不好意思了。”

父亲：“赶紧吃你饭吧，话多劳神的。”

她又喝了三大碗。

母亲：“再喝一碗。”

她摆了摆手：“不了，不了，快撑死了。”

父亲：“要是你弟弟也回来了，一家人人这样坐一块说话多好。”

她：“弟弟明天就回来了。”

妹妹：“大姐，你放假几天假啊？”

她：“十天。”

妹妹：“能少的，那你过年就得走了啊。”

她：“不少了，比大部分人都多了。我初三走。”

父亲：“也太早了吧，多待两天再走。”

她：“不行啊，还得上班。”她低头在盘子里夹蚕蛹，借机掩下脸上异样。

母亲：“你要是昨天来家就好了，还能赶赶年集，你没看着奥，今年年集比原来大很了，那些卖东西的来，南乡（苏北方言，指南方）还来个耍猴的，人那个人指挥小猴子和人握手、敬礼，叫干什么干什么，很赞了。”

妹妹：“哎呀，那看俺老妈，俺大姐在南京什么什么地方没逛过啊。”

父亲：“南京再好也不是家里的好法。28逢窦家集，到时候去赶也一样。”

过了一会儿，小六叔叔一家人都来了，东屋里做得满满当当。晌午的阳光从大玻璃窗里照进来，晒在身上暖暖的，人也懒懒的。吃饱喝足，又和众人说了一会儿话，困意上来了，眼皮开始往一起黏。

小叔叔：“你看小松困得来，赶紧去睡一阵吧！”

父亲：“昨晚上一点多坐火车，今早九点才到新浦，能不困么。”

小婶婶：“哎呀，那困毁了。赶紧去睡吧。”

她打着哈欠在奶奶身上蹭了蹭，“那我去睡了啊。”神思朦胧地走到她自己的房间，看到床上新被新褥叠得整齐。妈妈走过来，给她铺被子，道：“头两天才套的新被子，很软和了。”

她甩了鞋子、脱去外套，钻进被子里，身子落在床上的刹那，浑身霎时一松，好像卸去了千斤重担，只剩一线神思，轻飘飘地浮在母亲亲手缝制的云朵里，那里还留着太阳的香味。神思很快恍惚了，迷迷糊糊之中感到妈妈在给她掖被角。

一觉醒来天光昏暗。脑袋里经历了片刻空白，人缓缓地清醒过来，她在枕头上转头向外，瞧见窗帘被拉上了，房门也关了，书架、衣架、写字台都沉浸在昏暗之中，窗帘上映出了小猫咪在窗台上走步的影子。她盯着猫咪的影子看了一会儿，推开被子，一股凉气灌进来，赶紧又将被子裹紧了，半抬着身子往床尾瞧，看到了盖在脚上的绿色军大衣；她伸手飞快地捞过军大衣，披在身上，接着从床头一叠她的衣服里抽出那条在家时穿的棉睡裤套上，掀开被子下了床，走出堂屋，冰凉的空气迎面扑来。

夕阳挂在西天大爷家的木瓜树捎上，将暖黄的光倾洒在小院子里。妹妹正坐在廊下几盆经了霜的菊花盆栽前绣十字绣，菜花猫小花“喵喵”叫着从阳台上跳下来，绕着她的腿蹭来蹭去。她蹲下身，摸索着小花柔软的皮毛，看妹妹绣十字绣。

“怎不多睡会的？”

“睡醒了就不想睡了。俺爸俺妈呢？小源源呢？”

“老爸老妈在东边清墙根的，源源在南屋睡着了。”

“清什么墙根？”

“大队里规定，过年之前每户都得把自己家墙外边清干净，什么也不能放，俺奶奶家外边不是有一堆大砖么，也得搬了。”

“行，那你绣吧，我去东边望望。”

她家和老奶奶家中间隔着三户人家和一条小街。先走到小叔叔家门口，进去看了小叔叔，和小婶小桃小伟伟说了一会儿话；从小叔叔家里出来接着走，小军家大门紧锁，从门缝里看到院子里长满了草，门玻璃、窗玻璃都蒙着厚厚的灰——看来他家人今年也没回来过啊；然后走到小波家门前，小波家的蓝色大铁门是前年才换的，关得紧紧的，连条缝子都不留，里面什么也看不到，什么声音也没有，不久前看到的那辆银色轿车不在了，只剩几道轮胎印。她接着走到巷口，看见父亲母亲正弯腰在墙边抱大砖，奶奶站在一边看他们干活。母亲看见她了，直起腰来，问她怎么没多睡一会，父亲也停下来看她，说：“睡什么睡，过来帮着干活。”于是她冲下巷口，跑去干活——才搬了两块水泥砖，父亲就嫌她碍手碍脚的，叫她“莫在这儿碍事，一边待着去”。母亲笑着对她使眼色，在父亲背后挤眉弄眼地对父亲做鬼脸，父亲似乎感觉到了，转过脸来，歪着头哼哼笑道：“你娘俩又打什么坏点子的？”

母亲笑道：“你个脸天天板跟阎王似的，谁敢打你坏点子！”

父亲：“不用你两人能个（“能个”，苏北方言，指“逞强”），明天家乐就回来了。”

母亲笑着在父亲背上锤了一把：“俺儿子回来也向着他妈妈。”

父亲眼睛一瞪，没绷住，低笑道：“俺家这不是要翻天了么！赶紧干活，少说话！小松你来，耽误我们干活。”

她：“我就不。”

父亲将手套脱下来丢给她，“那你带手套子，不然搬一会你不撑。”

奶奶：“俺家还有手套子，我去拿。”说着点着小脚跑去了。不一会儿拿着一副雪白的手套回来了，递给父亲。

父亲：“你给小松，我还带我那副。”

她带上手套，和父亲母亲一起搬砖。他们搬的这种“大砖”是用水泥做成的中空的长方体砌材，一块得有十斤重。前些年开始他们这边政府为了保护耕地，禁止当地土砖窑挖土方烧砖，红砖不好买了，家家户户盖房子砌墙的材料就换成了水泥做成的大砖。但是大砖笨重又粗糙，搬起来的确十分累人。她搬了一阵子身上就没劲儿了。

妈妈：“你先去旁边歇歇。”

她看着父亲母亲搬得轻松的样子，又咬着牙搬了几块，实在搬不动了，直起身子走到奶奶身边喘粗气。

住在奶奶家东天子的宝金大爷从北边大街上慢悠悠地走过来了，问道：“哎吆，小丫回来了。”

她“昂”地一声应了。

宝金大爷跟父亲打趣道：“你闺女刚回来，你就叫人家搬大砖啊，你这是什么爸爸！”

父亲：“刚来家怎么的了，该干的也得干。”

搬完砖，回家吃饭。吃完饭，一家人坐在南屋里看电视。妈妈烧了热水，让他们先把脚泡一泡。看到了父亲脚背上那条凸起的蜈蚣似的明疤，又看到父亲右脚大脚趾指甲盖上有一枚圆形的大黑斑。她盯着那块黑斑，问父亲怎么弄的，父亲说是在在大连干活时不小心被石蛋砸了。

父亲：“你三大爷他们天也到家了。”

接着这句话，他们揣测起叔伯姑姑这一路的行程，四千多里地，总归不易吧；之后，母亲扒着指头梳理起年前几日的安排：二十八，去外公外婆家；二十九，上坟；三十大，扫除、包饺子。闲谈之间，一家人轮流烫完脚，然后坐在炕上，嗑瓜子，看电视，松散地聊着天。她有忽然想起不久前梦见钟粱粱的事，便跟父亲说了。

父亲将一手的瓜子皮泼在地上，叹了一口气，声音听上去很伤感，“迎宾（钟粱粱爸爸）今年秋天出车祸了你知道不？”

她说不知道。妈妈和妹妹都没跟她说过这件事，她不可能知道。如今，在外的她全凭跟母亲和妹妹打电话来维系和家乡的关联；如今的她，就像藤上的一只瓜，瓜茎一断，与那根藤什么关系也没有。

“刚入冬那莫子，迎宾和他家里一块上山东拉货，回来的时候走小路，前头来辆大车，也得那个车走得急，也是他自己分了神，到跟前才看着。他方向盘使劲往旁边一打，撞路边水泥墩子上了，车头当时就撞稀碎。他家里倒是没事，他伤很狠了，拉医院里边，人医生都摇头了，钟粱粱她妈妈跪下来撮人胳膊求人个（人个，苏北方言，意为“旁人”、“他们”），人医生才同意给他动手术。”

“现在怎样了？”

“还不孬，命保着了，腿八分一时半会好不了了。”

“钟粱粱回来的没？”

“他爸出那样事，她能不回来么？听说他爸爸不理她，后来又走了。”

经过了关系刚开始发展时的客套与试探、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的蜜月期，到父亲骑摩托车去学校给她送钱时，她和钟梁梁已经做了好久同桌，开始在心中互相对对方有意见。她觉得钟梁梁小气，借块橡皮都要看她脸色，认为她做朋友不够真诚，却也不得不在心里承认，钟粱粱长得确实很好看，大眼睛，白皮肤，眼睫毛毛烘烘的，无怪乎有那么多男孩子喜欢她。钟粱粱还有一个校花姐姐，走到哪儿身边都围着一群男孩子，来她们班找钟粱粱，姐妹俩往走廊里一站，一层楼的人都跑过来看她们。那时候，她看着钟粱粱和她姐姐，心想，要是自己长得有她们一半好看就好了！怎么好呢？她没仔细想过，只是单纯地想像她们那样炫目，以及被许多人喜欢。后来，钟梁梁的校花姐姐上了高中之后不久就辍学了，听说是嫁了方城镇上的一个有钱人。等她上了大学，有次放假回家，在集市上见到了钟粱粱的姐姐。她画着不算淡的妆，带着一个打扮得很花哨的小女孩，在一个杂货摊子上挑围巾。她悄悄地盯着她看，心想，她好像也没有多好看么。那时她已经离了婚，女儿判给了丈夫，她则常年在南方打工，后来，嫁了一个打工时认识的外地人。

钟梁梁家以前也是她们那边最普通不过的人家了。晚自习上，她们打开课本竖在面前，两个人缩在课本后面说悄悄话。钟粱粱痛心疾首地控诉她大娘（伯母）家如何欺负人，欺负她妈妈、欺负他爸爸，欺负她爷爷奶奶，欺负她和她姐姐。关系最好的时候，她恨不得长在钟粱粱家。钟粱粱家从老瓦屋搬到大街上的新平房时她也在，和钟梁梁在那从大红色的月季花旁边玩，钟梁梁他爸夸她比她女儿学习好，从一大堆待搬的东西里随手拿了一个作业本送给她。那些时候，她以为她们会是一辈子的好同桌、好姐妹。不知从何时开始，钟梁梁爸爸买了一辆小货车，从工地上的泥瓦匠变成了二道贩子，专门从临沂拉货在她们市卖。她们家就像缓缓地吹起了一只瘪气球那样富裕起来了：买了二十五存的大彩电，买了127的大摩托，大路边上买了一大块地，盖了一排楼。那排楼盖起来之后不久，钟梁梁名牌大学毕业，去了广州的一家大企业，工资一个月一万多。而这时，钟梁梁姐姐二婚嫁的老公在城里搞装潢发了财。那几年，钟梁梁家的运势好得就像朝阳东升，势头蓬勃，不可遏制，整个镇子——包括镇里最偏的村子的人——都仰望并艳羡着她家的光芒，一提起钟迎宾家，无人不知她家有钱。

至于，那么有钱的钟迎宾家又是如何衰落的呢？具体情形她不太清楚，只是从别人的闲谈之中听到了一些零碎的信息：钟迎宾上了电信诈骗的当，钟迎宾撞人了，赔了多少多少万，钟迎宾做生意被人坑了——总归吧，十几二十年都过得那么快了，她家的运道，好像说不行就不行了。她躺在黑夜里她自己的床上，眨巴着眼睛，心想，钟粱粱现变成什么样了呢？又在脑海里将从小到大那些关系亲近的小伙伴逐一过了一遍，发现她的那些小伙伴家的生活都跟坐过山车似的，在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忽儿穷、一忽儿富，一阵儿平顺、一阵儿乖舛。为什么人不能一直好好的？这个问题好像变成了一颗钉子，深深地扎在那夜的她的脑海里；第二天早上一睁眼，片刻恍惚之后，她匆忙起床去上厕所，那颗钉子已于不知不觉之间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