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不许“革命 ”
作者:水宴千军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3469

第217章不许“革命”

民国元年的秋季,对于此时的国人,是一个虽有着疑虑但仍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没有了“张振武案”,没有了武汉与北京的合流,反而是武汉与南京的合流,立宪派也没有全面地倒向袁世凯,甚至不少立宪派的的头面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张澜等人,也都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乎,国内的政治势力,在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之间,大抵呈现出一种互相平衡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由于此次革命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党与北洋系之间也就并没有酿成什么血仇。共和的迅达成,使得许多人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自信而乐观的心态。

1912年9月份孙、黄抵京与袁世凯的会谈,高调地向国内国外,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民国确确实实“实现了统一”,南北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弭,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也因为孙、黄相约不参与来年的总统选举,而得到了加强。

9月底,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用“孙、黄、袁、黎”的名义,向全国宣布了八大政策:(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jiao、财政、司法、jiao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高调地向全国宣布,请孙文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请黄兴先生担任全国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期能达到全**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孙、黄在京,也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期间还与前清摄政王载沣相互拜会,并接受了隆裕太后的邀请,前往颐和园参观。孙、黄表示: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

孙、黄的这一态度大大地安了退位的清朝皇族的心,向他们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民国五族共和的政策。

此后,孙、黄相继离开京城。就在孙、黄离开之后不久,言论界的巨子梁启,也回到了国内,抵达京城。梁启在京城所受的欢迎,丝毫也不在孙、黄之下。很快,以梁启为领袖,由北方各省立宪派为主的一个政党——进步党,也宣告成立了。进步党一成立,即拥有参议会12o席中的第二大政党。这个政党的背后,从资金到人员,自然受到了袁大总统的鼎力支持。

国内的政局,似乎是在一步步走上良xìng的轨道,边疆危机,则依然有些悬而未决。

四川派出的入藏平叛军,已经快要推进到了拉萨,但**活佛的叛军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藏区,并随时企图拥兵进入拉萨。

相比之下,外蒙古的局势就更为严峻。张绍曾的部队在击退了进入内蒙古的叛军,并准备乘胜收复外蒙古的时候,却接到了陆军部就地驻防的命令。

原来,沙俄的军队已经进入库伦,张家口至恰克图之间24oo里电线,俄库双方已占有四分之三,沙俄并宣布了《俄库条约》,差不多就是要把外蒙古变为其保护国。

在接到俄国的通牒时,袁世凯虽然内心愤懑却又无可奈何,中**队的战斗力此时并非老mao子的对手,军事解决外蒙古的希望落空,只有外jiao解决一个途径。然而,此时中国方面缺少国际支持,与沙俄谈判也难免是凶多吉少。袁世凯权衡局势,只好着令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稳守内蒙勿失。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只有留待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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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的大部分舆论报纸,都把目光严密地关切着京城生的大事的时候,王麟计划中来年才开展的土地改革,因为连续生的几个意外事件,不得已提前动了。

常熟县王庄,这本来只是江苏省的一个普通农村,事先谁也想不到,这里生的事情即将深远地影响到整个长江沿岸。

每年的秋季,是江南乡村传统的收租季节。收租的时候,难免就要伴随着抗租事件的出现,以前是如此,如今共和告成,革命观念深入人心,抗租不jiao的sao动,就更容易爆了。

1911年的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整个的乡村基本上是匕鬯不惊,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对于动员乡村底层,都没有丝毫兴趣,庚子义和团的悲剧,使得举国的“精英”们,对于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都深怀戒心。

再说,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历史上史不绝书,太平天国更是殷鉴不远,再“革命”的革命党,为着国家的前途考虑,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显得十分“保守”,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屡次对外国人讲,民国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

当然,与革命党不同,立宪派的乡绅们不愿改变乡村的秩序,还有着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然而,革命既已生,革命观念就必然会逐渐传布开去,渗透到乡民之中,乡民们难免有人会想,革命党可以闹革命,为什么咱们就不可以?

革命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这一点乡民们自然不理解,他们听说了革命,听说了革命的口号,却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革命党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乡民们对于革命的理解自有自己的一套。革命就是劫富济贫,大碗喝酒,大碗吃rou。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不少人以为,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fǔ,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jiao了。

这种思想,在江南一带的乡村相当普遍,常熟县王庄的村民们,就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武装”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江南一带的乡村,革命前就广泛的存在着“千人会”一类的组织,这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本来十分松散,但在今年的夏秋之际,在有心人的捏合之下,“千人会”渐渐成为了有组织的“武装”。虽然这种武装也太寒碜了点,无外乎是锄头、鱼叉、红缨枪。

王庄的几间稍微宽敞一点的大房子,也就是原来的城隍庙,此刻挂上了“仁义农局”的招牌。门口,站着十几个短衣打扮,手持长长的红缨枪,一身精壮的汉子,这些汉子头上,许多人头上还盘着一根大辫子。

屋子里面,几个人正围着一张四方桌坐着。上的位置,是一个矮小精壮的中年汉子,人称孙二,是如今“仁义农局”的“都督”。他的旁边,左手是一魁梧的汉子,人称孙三,是孙二的副手,如今“仁义农局”的副“都督”。

他的右手边,是一个书生打扮的瘦弱的中年人,乃如今“仁义农局”的“军师”樊文涛。

军师樊文涛开口了:“都督,现在咱们‘仁义农局’的名声算是打出去了,无锡、常熟一带‘千人会’的弟兄,天天都有人来投奔咱们,如今咱们手下,少说也有数千人,该是做一件大事,让大伙瞧瞧的时候了。”

孙二挠了挠头:“樊军师,咱们人虽多,却人心不齐,王大宝、阮小七、周立波那几个家伙,都聚集了不少人,不服我这个都督管束。要做大事,怕聚拢不了足够的人手啊。”

樊文涛撸了撸袖子,拱手道:“都督,正因为如今人心不齐,所以才急需做一件大事,好收拾人心,整顿队伍。”

“哦,怎么说?”孙二不解。

“都督,各地‘千人会’的弟兄为什么投靠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能够迫使田主答应和村民开展减租的谈判!上个月,咱们县‘千人会’的领周天宝兄弟,因为领着人抗租,被县政fǔ派人抓了起来。若咱们能够迫使王庄的田主减租甚至免租,岂不是能令所有的弟兄都大大地心服口服?”樊文涛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一掌重重地拍在了桌面上。

孙二沉yín了一下,转向左手边问道:“三弟,你怎么看?”

孙三面色有些跃跃yù试:“樊军师说得有道理,咱们‘仁义农局’虽然能介入田主与村民的减租谈判,但名头还不够响亮,大一点的田主,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前几天,咱们派去周家义庄要求减租的兄弟,就被棍bang伺候,赶了回来。套用读书人的一个说法,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领弟兄们,把义庄给占了,把田主的亲戚抓起来做人质,迫使他们免租!”

樊文涛赞道:“副都督好胆色!樊某也是这个想法,都督敢不敢干这一票?”

孙二受这一激,拍案而起:“有什么不敢的?咱们‘仁义农局’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弟兄们能够不再jiao租子,既然义庄一点也不愿减租,咱们就把它打个稀巴烂,看以后还有哪个田主敢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