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方宁额头冒冷汗的是一个自称叫阿仁的30岁男人。一个多月前，阿仁打电话到报社，声称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著名记者方宁商量。方宁这时正埋头写一篇高大伟主任催着要的标题为《妙龄少女吃卡卡鸡咬出一嘴鸡血》的稿子，就让实习生代替自己去跟这个陌生人商量那“重要的事情”。电话那头的阿仁一听跟他讲话的人不是方宁，很是失落，大声骂实习生“你又不是著名的方记者，你跟我瞎凑什么热闹？！”
实习生委屈地来跟方宁诉苦，方宁心情很不错地说：“不要紧的，小姑娘，过几年，等你成长到跟我一样也是个出色的美女以后，那些来找你的臭男人会从凤山市一路排队排到省城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对他们不理不睬的了。”
一个小时后，阿仁出现在报社门口，被保安拦住后跟保安吵了起来，差点还动了武。
两个保安拦住没有理由发火但事实已经发火了的阿仁，另一个保安打电话通知方宁，说她再不来解围的话，就要打起来了。
“我很苦啊。”是阿仁见到方宁说的第一句话。一句话就把方宁的气势压了下去，不得不抬起头来再次仰望了阿仁好几眼。阿仁的个子真是很高，脑袋快长到天花板上了。
阿仁的话听起来有些费劲，湖南湖北四川口音都有，让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的人。他告诉方宁，他失业五个月了，所有的老板都瞎了狗眼，没有一个肯请给他这个可怜的人提供一分体面的工作。
方宁说：“你年纪又不大，身体看上去也好，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我倒是听人家说，现在的工厂请工人很困难——会不会是你的要求太高了？”方宁一次又一次地暗示自己，不要去看阿仁那张又黑又暗又长的脸，这样的脸，这种愁苦的眼神，让她不安，以为自己是站在剥削阶级那一边的。
方宁以为他让自己帮忙找一份工作而已——我为什么要帮你找工作呢？方宁小心眼地心里跟自己嘀咕。阿仁继续说：“我老爸40岁那年，跟人家打架，右手，”说到这里，他的左手在右手的的肘关节处比划了一下，“在右手这里，被砍了下来。”方宁哆嗦了一下。为了缓解不安，方宁去给阿仁添了水。她想早些结束这不着边际的瞎扯，就转换话题：“阿仁你现在住在哪里？”阿仁像是怪方宁多事一样看了她一眼，继续按照原定的思路往下说：“我爸变成残废人后，脾气变得比以前更恶劣了。但每天都要喝酒，是小店里买的那种散装酒。喝过酒后，就要打我老妈，每次都是这样。我老妈的白内障就是被这个老王八蛋打出来的，要不是他总是这样打我妈，我妈也不会变成一个瞎子的。老子有时候想把那老王八蛋揍死算了，但老妈不让我碰他，说儿子打老子会遭雷公劈。我拖儿带女，是不能让雷公劈死的。”
方宁完全没有办法引导话题，她碰到阿仁这个执著的人，多年的记者算是白做了，人家不听她的。
有人喊方宁听电话。
方宁如释重负地小跑着去听电话的时候，阿仁也在她身后迈开大步紧紧跟着，一路走还一路说话：“后来家里没钱给他买酒喝了，他就自己去小店里赊。再后来，老板也不赊给他了，他就去找老板打架，把人家打得鸡飞狗跳的。他只有一只左手，还把老板和老板的老婆都打得在床上躺了十几天……”方宁背过身去跟人家讲电话，一边听电话还要一边听阿仁讲他并不光荣的家族史。可是，这通电话的内容，比阿仁说的话，还更让人泄气。一个女人用生硬的本地话跟方宁说，她嫁给一个当地人，被迫跟丈夫正值壮年的父母住在一起，造成了让她恐惧和苦恼的不方便，她怀疑公公偷窥自己洗澡……方宁只觉得左右两只耳朵里有两种不甘落后的声音在打架，她的耳朵被压迫得嗡嗡直响。
那种晕头转向的状况眼看着又要出现了——从春天开始，一遇到烦恼事，方宁就有点晕头转向，就有点找不着北。
方宁正郁闷着，赵勇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在她前面大声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方姐？要不要帮忙？”
原本是两雄相争，现在变成三国演义了。所有的声音都是嗓音，像铁片划过玻璃般刺耳。方宁闭上眼睛，更加郁闷地挥手让他走开。
当忍耐接近极限时，方宁皱眉咬腮把听筒砸了下去。
方宁喘着粗气转过身来时，鼻尖差点撞到阿仁的胸膛上。站在一旁的赵勇哆嗦了一下，好像撞到阿仁身上的是他而不是方宁一样。方宁讲电话的时候，阿仁一直贴在她的身后，而她居然没有发觉——她只是听到他的声音，像放录音一样在她身后重复播放。方宁差不多对高频率的阿仁的声音麻木了。阿仁比方宁高了一个头还不止，所以他站着跟方宁说话时，不得不缩着脖子。这让他的形象更加不堪。
后来，有很多次，方宁想起阿仁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一堵截高而单薄的墙。
阿仁的声音又再响起：“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有些老乡做那样的事，老子也是看不上的，打死老子，老子也不会让老婆做那样的事。那可是老子自己的老婆啊……”
有同事来请客吃饭，以为阿仁是方宁的朋友，就请他跟大家一起去吃饭。阿仁也没接方宁同事的话头，顾自说：“老子要是让老婆做了那样的事，老子就不是男人了。”方宁连忙说家里有事，她也不能去吃饭了。一边说，还一边给同事打眼色。
阿仁的记性是很好的，他记得自己的故事说到哪里。这不，他又继续了：“我有些老乡，很不好的。他们白天在工厂里打工，夜里就去做那个事。老公负责望风，老婆去劳动。”方宁没想到阿仁会暴这么生猛的料，尴尬得真想一巴掌把他拍倒在地。
方宁也有些懒得跟阿仁说些什么了，虽然直到现在，她对他的造访还是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阿仁的眼神让方宁越来越不安，这哪里像初次见面的人，热恋中爱人的眼神，也不外如此。
喜欢卖弄的赵勇说过的一句话适时地跳进了方宁的大脑：美国电影里的变态杀人狂，大都长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的。
“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保守、传统的人，”阿仁笑笑——他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笑容，“像我这种保守、传统的人，是不可能让自己的老婆做这样的事情的。”听他说起老婆，方宁又开始担心他的老婆了，她担心他老婆将会遭到什么意外的不测。果然，阿仁又说：“我老婆有肾结石……我老婆在一家很小的公司里做清洁工，一个月才几百元工资——你想想看，方记者，你是记者，你有文化有地位，你给老子评评这个理——老子老婆身体这么差，工作这么辛苦，为什么一个月她老板才给开几百元工资？”
方宁忍无可忍但又无可奈何，这个叫做阿仁的人分明是在瞎说八道，凭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让他一家人遭这么多的罪？她突然想到，接着下来，就要轮到阿仁的儿子或者女儿了，说完了儿女，就是他自己了。方宁倒是想了解一下，阿仁将要给孩子编排些什么，给他自己又编排些什么。这样一想，方宁觉得自己实在是恶毒得不可原谅。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又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要让我受这么多苦？”阿仁说。他的眼角有泪花在闪烁。
方宁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再这样下去，自己更可能要陷入到一个什么陷阱中。方宁多看阿仁一眼，她心里对阿仁的怀疑就多一分。这个故事太复杂了，复杂到让方宁觉得故事的主角很不可靠。
像阿仁这样的人，方宁和同事都遇到过。报社的工作是半公开的，偶尔会有人找上门来诉苦，这些人中，当然有人说真话，有人说假话，遇到太苦的人，心肠软的人往往陪着滴下同情的眼泪的同时还会拿出点钱，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得了钱的人，大都会收起眼泪，带着感激或侥幸离开。高大伟做民生版的记者时，有个叫阿春的女人，抱着孩子来跟他诉苦，说她男人失踪了，她生活无着落，她急得奶水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高大伟看着同情，就给她几百元说是买奶粉给孩子吃，没想到这个女人隔几个月就来找高主任一次。这个女人，现在成了高大伟最著名的女性朋友，阿春，全报社的人，连带高大伟的老婆，都知道阿春是高大伟的阿春。嘴碎的同事就笑话高大伟养了外室，又不常去安慰，害得人家大老远的跑到单位来找他要奶粉钱。
这样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后肯定还会有。做好事的人，好事做得多了，心里自然会多留个心眼。大家偶尔把这些拿出来讨论一下，得出的结论是，眼泪，可能已变成一种赚钱的方法。
方宁咬咬牙，下决心要结束这场谈话：“你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啊，难道我一定非得有什么事才能来的你的吗方记者？我只是想来跟你聊聊天的。”阿仁说。
聊天聊到这样的程度，也算是传奇了。方宁管不了这么多了，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果断一些：“对不起阿仁，我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家里还有事，我要赶紧把工作做完然后回家去，有机会我们再接着聊吧。你先回去好吗？”
阿仁有些失望。
方宁打定主意，既然阿仁自己不说出来，她便也装糊涂扮傻。在她心里，已经认定了，这个阿仁跟抱着孩子来找高主任叫阿春的女人，是同一路人。
好不容易，阿仁被方宁打发走了。
方宁吃了几块饼干算是哄一下肚子，然后赶紧把刚才没完成的工作做完。
一个小时后，方宁从报社大门出来，一眼就看到阿仁站在那里等她。方宁只听到“嗡”的一声响，像后背吃了一枚冷兵器时代的暗器一样。
方宁转身去找保安。保安说这个人已经在这里站了一个小时了，因为他的行为有些可疑，所以队长让大家保持警惕。连保安都已经换了班，阿仁还站在这里等着方宁。方宁很是恼火，假装看不见他离开不合适，留在这里继续跟他瞎扯更不合适。
方宁打电话给丈夫宋飞，让他来接自己。
“还好这么快就能见到你，”阿仁说，“再晚些，回家的车就没有了。”
阿仁这语气，让方宁很是不满，凭什么他以老朋友的语气跟自己说话呢？
害羞的阿仁这时才说出他来找方宁的真正目的，原来他想要卖肾，让方宁替他联系买家。
卖肾倒是件新鲜事，方宁闻所未闻，张着嘴巴无言以对——心里涌上来几十句劝导的话，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阿仁却不管方宁的惊诧，又说：“你看我这么苦，苦得活不下去了，只剩下卖肾这一条路了——我要卖二十万。有了这二十万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要拿五万元回老家建一幢三层的房子，把老婆带回家去，不再在这个鬼地方打工了——方记者你说，这里的人都很有钱的，我一个肾卖二十万还算公道吧？”说得二十万好像已经在他的手里拿着一样稳妥。
阿仁说：“方记者，你是记者，是社会名人，一定认识很多有钱人的——有钱人的身体大都是不好的——”“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朋友想要买一个肾的——”“你可以给我在报纸上登条新闻，只要在报纸上的新闻一出来，肯定会有人来买我的肾的。”
好一会，方宁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好处理，先不说阿仁之前在办公室里说的“苦难”历史有多少是真实的，哪怕全部都是真实的，阿仁的确是一个“很苦”的人，她方宁作为一名记者，也不可以趟这一摊浑水。
“法律规定肾可以捐，但不能卖。”方宁说。她觉得自己应该冷静一些，不能再让阿仁牵着鼻子走，也应该干脆一些，更不能让他对自己寄予太高的期望，于是她说：“卖肾是犯法的。这个忙我帮不上。”
方宁的神情突然变得这么严肃，阿仁倒是没料到，只好非常失望地嘴扁扁地看着方宁，像是要让方宁为自己的铁石心肠而内疚一样。势强的一方毕竟是方宁，她既然清楚了对方的目的，心里的石头就落到地上了。她让阿仁赶紧回去，好好工作，别再做这种无边无际的梦了。阿仁喃喃着用一种方宁听不懂的话在说些什么，语速极快，声音极小。他似乎也不是跟方宁说些什么，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在说。方宁见他这样，倒是有些不安起来——她怕阿仁的精神不够健全。但同时，方宁也有些怀疑，阿仁这是故意装傻扮疯来吓唬她。
一直在旁边观察着阿仁和方宁的保安打眼色让方宁过去一下。保安不无担忧地提醒方宁，阿仁刚才在恶毒地骂她，他听得懂阿仁说的方言。听到保安这样讲，方宁心里突然痛了一下。方宁刚才听阿仁说他住在离这里挺远的一个镇上，怕他晚了回去，没有班车，还打算给他些钱给他坐出租车用，现在看来，这钱也可以省下来了。
一辆八成新的三凌越野车停在前面，是宋飞带着3岁的儿子接方宁。
方宁简明扼要地跟阿仁解释了一下国家的有关政策，也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让阿仁赶紧趁着还有班车回家去。阿仁很是失望，但方宁没给机会他来表达不满。
方宁以为自己板起脸孔冷漠一些，这事就可以过去了，没想到阿仁是个很执著的人，他吃准了方宁一定会而且有能力帮自己这个忙。从那以后，他总是打电话给方宁。有时打到报社去，有时候直接打方宁的手机。方宁有两个手机，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公家配的，报料用的。这报料用的手机的号码是公开的。阿仁的骚扰电话让方宁苦不堪言，一听到阿仁的声音就赶紧挂断，或者告诉他自己正在采访，没时间跟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