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痛苦因为阿民而生，她的内疚因为阿民而起，她的恐惧也因阿民而来。

阿桃浑浑噩噩地回到工厂上班，也没想到报警什么的。

阿群跟平时一样跟大家有说有笑的，时不时在别的可爱的姑娘面前装装嫩，时不时跟阿桃说上几句话——阿桃自然是不搭腔的。

稍一打听，阿桃便了解到阿群是个臭名远扬的老花花公子，类似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不少。更可怕的是，阿群结了婚并且有一个女儿。阿桃精神恍惚，思前想后，越想越迷惘。她惟一没有去想的是如何行之有效地拿起法律武器。

阿桃是老实的，她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阿民。

怒火中烧的阿民下死力把阿群揍了一顿。

然而，阿群的一番话，却让阿民和阿桃的内心冰凉到了极点。阿群说，你把我打成这样，我完全可以告你故意伤害罪，但我看在阿桃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如果你想要告我，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的好，我没有强奸阿桃——我相信证据——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了，我跟阿桃之间是你情我愿的。阿桃夜里十二点下了中班后，跟我一起走出工厂大门，是有很多人看到的我们一起从工厂大门走到外面去的——如果两个人没有感情，怎么可能在夜里十二点还到外面去？阿桃是个成年人，一米六五，五十公斤重，你说这么大一个人，难道我能强迫她不成？

如此厚颜无耻！如此自信满满！好像事情本该如此一样。20年来连蚂蚁都没踩死过一只的阿桃恨得拿起一个陶瓷茶杯，把这恶棍一样的男人的头砸出血来。

就这样，阿桃失去了她到南方来的第一份工作。失去工作后的阿桃，怀着罪人一样的心态跟阿民住在一间出租屋里。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不过，阿民的心里始终不平衡。阿民首先做的是，背着阿桃又去把阿群死揍了一顿，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金。

不久后，阿桃进了另一间工厂。年轻而且漂亮的女孩，找一份要求不高的工作不是什么难事。

生活平静而平和地过着，时间老人特别眷顾这对贫穷的年轻人，使他们越长越标致。

经过阿群事件后，阿桃无论如何也不敢跟厂里的异性存留一丝一毫的信任了，她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冷美人。阿民则不同，变得越来越活跃，时常跟一大群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出入各种场合。

阿桃怀孕了。

阿桃以为阿民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后会跟自己提出结婚，没想到阿民只是若无其事地说：“去做了吧。”阿桃内疚、自卑，但这些都不影响她想结婚、想要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村里像她这样大的女孩，大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如果不是因为阿民的父亲得了那样的病，她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个已婚已育的女人了。

阿民的态度，令阿桃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阿桃不肯去做人流，阿民也不迫她，甚至不屑于再跟她讨论这个在他心里已经铁定的问题。

阿桃每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到厂里去上班，每天都是心不在焉地操作着机器。有一天，她到财务室去领取加班费时，签了名后没拿钱就走了。在一旁的会计老仲慈祥地把她叫住，亲自帮她把为数不多的几张钞票点了两次，才郑重其事地交到她手里。阿桃像所有卑微的姑娘一样对老仲道了谢，转身离开。老仲的声音随了上来：“阿桃，你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了吗？”阿桃一愣之下，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并不认识的像她父亲一般年纪的老仲，犹豫地摇了摇头。老仲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名片塞给阿桃，叮嘱她有事需要他帮什么忙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老仲这一举动，令阿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阿桃在这个工厂里呆了三年，在这三年里，又做了两次人流。最后那次人流前，医生一再劝戒，阿桃仍是不得不含着热泪再次做掉了自己的亲骨肉。阿桃总共做了三次人流，除了第一次是阿民陪着她去医院的外，后面两次都是老仲领她去的。随着时间悄无声息地滑过，阿桃和老仲成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有一天，阿民心情好奇好无比，到工厂来接阿桃下班，正好遇到老仲。老仲大方地快步走上前去跟阿民握手，嘴里还说：“你好，你一定是阿民了，阿桃经常提起你。我叫老仲，是仲裁委员会的仲，不是人民群众的众。”阿民满腹狐疑地与他握了手，同时顺便给了他一个廉价的微笑。老仲的年纪和体形，让阿民主动放弃了他与阿桃之间不良的联想。

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阿桃和阿民联名的存折上终于有了一个令他们满意的数字，他们计划夏天之后就回家乡建房子、结婚。阿民是个守信用的人，虽然阿桃那边出了点事故，也没有影响他给她一个幸福的家的承诺。

自从阿民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就没有回过老家一次，虽然阿桃多次向阿民提出，她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中的父母和兄弟。

夏天来临之后的一个晚上，阿民被警察带走了。他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把一名单独归家的女初中生强暴了。后来，阿民告诉阿桃，他无法忍受自己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一个女孩子的第一次。在此之前，阿桃知道阿民跟别的女孩有染，跟他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她的话一说出来，就被阿民恶狠狠的目光吓得改变了味道。在他们老家，失贞的女人毫无地位可言。现在阿桃算是明白了，在此之前的那些与阿民的染的女孩，在跟阿民有关系之前已经跟别的人有了过关系，阿民总是落后在时代的脚步之后。阿民还告诉阿桃：“我是真心真意要跟你过一辈子的。”

阿民的话，让阿桃的心痛得无法喘气，也为她痛恨自己提供了更多的养分。她认为，这一切苦果的源泉，都来源于她自己，阿民只是在替她承受罪孽罢了。基于此，阿桃在老仲的指导下把他们这些年来存下来的钱，全部交给一名律师，请求他看到钱的分上，设法减轻阿民的刑罚。

阿民被判刑了，刑期不如受害人所期待的那样重，也没有如阿桃所期待的那样轻。

失去了阿民的同时也失去了全部积蓄，但阿桃还得在这块带给她太多伤害的土地上生活下去——她不能回老家了——她如何向家里的亲人解释这一连串复杂的事件呢？因为要生活下去，所以阿桃必须要退租，住进单位的集体宿舍。

她让老仲过来帮忙搬家。

老仲自作主张把阿桃的家当搬到离工厂更近的一间小房子中。他说这是他朋友托他照看的房子，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暂时就借给阿桃住了，房租免交，水电免交，一切全免。

没有阿民的日子，阿桃很快就跟老仲好上了。

老仲告诉阿桃，虽然他年纪一大把，但他从来就没有结过婚。

就算是父母，对阿桃的照顾也没这般周到。有阿民的时候，老仲像父亲般关爱她，在工作上，他尽了他作为一个主管会计的最大能力把阿桃从车间调到仓库，让她免去三班倒之苦；在生活上，对她无微不至，嘘寒问暖，阿桃想要睡觉，他递过来一个枕头，阿桃想要泡个澡，他吹着口哨给她调热水……

后来，阿桃提出要跟老仲结婚，因为她又怀孕了。

老仲开着他的桑塔纳把阿桃领到市郊一个别墅区。老仲有一辆旧旧的桑塔纳。老仲拿出一张信用卡一样的业主卡朝保安挥了挥，保安就拉开大门让他们进去了。见识不多的阿桃半张着惊诧的小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的车停在一幢像电影里的房子一样的房子附近。老仲说：“你看，那就是我家，我父母和两个工人住在里面。”说完，又去另一个地方。他们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一间看上去比他们现在的工厂还要气派的工厂。老仲说：“看，那是我父母的工厂。”

老仲的故事也颇有传奇色彩。很多年前，老仲还是小仲的时候，他的父母替他相中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姑娘，为了争取恋爱自由，老仲放弃了父母提供的优越条件，独选择独自到外面谋生。老仲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他父母放出话来，如果老仲肯回到他们身边跪下来磕头认错，他们将既往不咎，重新把他当成自己的宝贝儿子。老仲始终不肯低头，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老仲说：“如果我要跟你结婚，就一定要回家取户口本。只要我踏进这个家门，就算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过错——你认为我有错吗阿桃？”

阿桃吓坏了，这么重要的判断，阿桃可是没有魄力来承担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结婚，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其实我们这样，结婚不结婚都是一样的，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孩子，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像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把这孩子培养成才吧，你是知道我的阿桃，我有能力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生活——比所有家庭的孩子都好的生活。”

阿桃相信了老仲的话，更重要的是，老仲对爱情的尊重，博得了阿桃无限的崇敬。于是她就听了老仲的安排，把这个她其实也很想要的孩子生了下来。

阿桃生下来的是个男孩，是个比女孩还要漂亮很多的男孩。

孩子的小名是阿桃起的，叫阿柿。

孩子生出在柿子成熟的季节，阿桃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看到小贩摊位上的柿子，就怀念起家乡的柿子以及家乡的亲人，还有家乡的草草木木，于是便给了儿子这样一个不合情理的小名。“柿”字听起来像“是”字，所以每当有人问起孩子叫什么的时候，阿桃总是强调，是柿子的柿，不是是非的是。

柿子和他的父母快快乐乐地生活了两年。

两年后的一天，阿桃从老仲的脏衣服里发现了他的钱包，钱包里有老仲的身份证。身份证告诉阿桃，老仲五十岁了，比她大二十多岁。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城西某个城中村，而不是三年前老仲带他去的位于城东的那个别墅区。阿桃抄下地址，衣服也不洗了，抱起阿柿就出门。

接待阿桃的是一个跟老仲年纪相仿的身体肥胖的女人。

这个肥胖的女人是老仲的妻子——老仲惟一一个合法的还没有离婚的妻子。他们的女儿这时正在北京读研究生。

阿桃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胖女人拿出了结婚证以及很多年前，老仲还是个英俊青年时的全家福。在阿桃和老仲的床的上方，也挂着这样一张全家福，中年版的老仲身体略显发福，脸上肌肉有些松驰，远远不如眼前这个年轻版本的男人养眼。

更让阿桃汗毛倒竖的是，胖女人告诉阿桃，她是第四个抱着孩子到她这里来的女人了，前面三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女孩，两个是男孩。

最保守的估计，老仲是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父亲。

“我有十年没有见到过这个恶棍了。”胖女人说，“在我的心里，他早已经是一个死人。”

当天晚上，老仲将这一切都承认了。

几天后，阿桃在枕头底下找到一沓钱。

这沓钱，结束了阿桃童话故事一样的生活，结束了她与老仲的一切缘分。

老仲失踪了。

到厂里去找，厂里的人说，老仲辞职了。老仲留在厂里的资料，跟那天阿桃看到的他身份证上的相差甚远。厂里的人说，老仲登记的可能是个假的身份证。大家都在骂老仲，说他骗人都骗出经验来了，处处都留着一手，处处都给自己留下游刃有余的后路。

有时候，阿桃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梦里无法醒过来。

手里的钱快要用完的时候，阿桃打通了方宁的电话，把她的故事倒豆子一样一颗不剩全部倒给了方宁。

说到这里，方宁拿出了做着细记录的采访笔记，若有所思又似空洞地看了一眼说：“我越往后活，就越是觉得生活离我越远，生活中的人也离我越来越远。这该死的生活太需要超强的想象力来应付出其不意的打击。”

高大伟问她做这样的笔记有什么作用，因为她是民生版的记者，不是纪实版的，这个故事，明显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民生问题。

方宁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一见到这个叫阿桃的美女，还没有准备好，她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地说起她的故事来。我们一直不停地说话，说到吃晚饭——我请她和她的儿子吃了晚饭呢。总之这个故事打动了我，我听得不胜嘘唏，所以这个笔记越往后，就记得越详细。这是一个有魔力的故事，像恶俗的电视连续剧，你不看则罢，看了几集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看下去。超出常规的故事，像挖空心思的电视剧一样，让很多人都对莫名其妙地产生依赖思想。”

高大伟看着方宁不胜惋惜地说：“又是何向华，又是阿桃阿仁，你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很忙？你有几个脑袋啊方宁？”

方宁说：“我可以把这个写成专访卖给杂志社。得了稿费，分一半给这个叫做阿桃的美女。阿桃实在是很让人同情。”喝了口水，方宁继续说，“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让一个具有小说家气质的人成为一个著名的人，因为这个故事还在发展之中。我之所以说还在发展之中，是阿桃的故事跟之前我遇到的那个要卖肾的阿仁有些地方非常吻合，那就是，阿桃想把儿子卖了——卖价五万元人民币——可怕吧？她哭着告诉我说，她还没有结婚，却有了个两岁多的儿子，她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儿子的幸福。她说她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儿子跟着她，长大了后，将会一事无成，她甚至害怕有一天儿子会死于发烧肺炎之类的小病……”

高大伟惊诧地问方宁这是不是她脑袋出了问题杜撰出来吓唬人的。方宁笑道：“我倒也希望所有的有违常规的事情都是我个人想象出来的，无法对当事人造成任何伤害的。但是，你我都知道，我虽然不是个十分善良的人，但也不至于恶毒到希望人家卖儿卖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