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上午，轮一直牵挂着那藏着的东西，怕被谁拿走了。要被拿走了，自己得赔；赔倒也没什么，要被王国民骂个狗血淋头了：这点事也干不清楚！又让人家看不起自己。轮决心在这次婚礼的事上让别人承认自己，对自己刮目相看。这人家结婚，对他是个激励。送货时，他有意从那个地方兜。那堆货安安静静堆在那里，轮稍稍放心了点。尽管他进去也找不到刚才藏货的地方，但越是这样，似乎越保证东西藏得严密。快下班时，日本人让他把没有卖掉的货送回冰库去。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日本人押着，他不能再往那个储货场方向兜了。他又惦记起那东西来，抢了个临时要送的货。板车上已经装满了送冰库的货，他就用肩膀扛着去。可是日本人仍要等他回来拉板车进冰裤。他只能赶时间，又从那里兜了一下，仍然安安静静的没有异样。回来，去冰库，急急应付完日本人，借口上厕所，再跑到那地方，他惊呆了。刚才还好好的货堆，一下子全没了。那包鸡也没了。

轮跑去问周围的日本人，这堆货哪里去了。日本人说，来了辆大卡车，已经运走了。运哪里了？日本人指了指市场外，说了一个地名，他不知道，想再问，忽然醒悟，问了也白问，用大卡车运，能是近的地方吗？他去找依宝弟，都是他的馊主意！依宝弟店里人说，依宝弟回家了。他倒好，东西没了，他居然安安心心回去了！真是跟他哥一个种！

他想再去买一对鸡，可是那个店已经关了。

轮灰溜溜地回到“阵地”，希望先找到依宝弟，问他看到没有。依宝弟没有回家。他下午没有工，他一直在找下午的工作，但一直没找到，轮知道。那么他跑哪里去了？

轮忽然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可以把责任全归到他身上。他又想，依宝弟会不会把鸡拿去卖了？他觉得有可能，从依宝弟以及他哥哥以往的所作所为，完全有可能。除了他，谁知道鸡在那个地方？日本人把货搬走，即使用叉车整垫架整垫架地搬起，东西放在夹缝中间，也会丢下来，不可能搬走。轮更恨依宝弟了，索性把事情跟大家说了，直说是依宝弟把鸡偷走了。

大家也都骂依宝弟。又想起当初我女儿出走时，他不去报警的事。大家说，等王国民回来，让王国民把他赶出去。“这种事上能够开玩笑！”大家说得很严肃。

大概下午两点多的时候，依宝回来了。他是被他市场日本人老板送回来的，他病了。日本人老板叫大家下楼扶人，大家在气头上，不理睬。日本人老板很生气，嚷：“这可是你们的同胞哟！”因为大家是为我吃气而整依宝弟，我反而不好意思了，下去了。大家也跟着下去了，他们不是去接他，而是去责问他的。

依宝弟脸色苍白，确实是病了。大家问：鸡呢？他点头，又摇头。大家说：果然是你拿了了！依宝弟向大家挤眼色，轮说：“挤什么眼色？要我包庇你？”日本人老板问说什么，依宝弟就不敢挤了。

日本人老板说，依宝弟好像是发烧了，太冷。碰他的身子，冷冰冰的。我奇怪，就是天气再冷，也不至于这样。日本人又说：以后可要多穿点哦。看他已经穿得够多了，都鼓鼓的像只熊了。平时大家不在意，他怎么穿成这样了？日本人老板开车走了。大家还是把他抬上楼，他的身子里渗出了水，滴了满楼梯。大家把他撂在他房间，就地开始批判会。依宝弟想开口辩，但是大家不让他说。害怕话被我女儿听到了，我把门关紧了，让大家小声。

依宝弟没发说话，就开始解自己的纽扣。可是他手被冻得不利索。轮说：“你还脱衣服？还不把你东西全带上，滚蛋！”

依宝弟戳着胸口。轮又说：“冷？这么冷血的人，冷死你！”

依宝弟叫：“鸡！”

大家愣了。轮扑过去，摸他鼓囊囊的衣服，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大家七手八脚打开衣服，滚出两个塑料包来。是鸡！用绳子吊着，一边一个，挂在脖子上。塑料袋里还渗着冰水。

轮惊喜地把它扯下来，抱着叫：我的鸡呀！

依宝弟却哭了。原来，他及时发现了日本人在搬货堆，他把东西抢了出来。怕被日本人看见了，以为是偷了什么，他就将鸡揣在衣服里。他想通知轮，他没有手机。去轮的店又找不到他，只得把鸡带回店里。可是不能明目张胆提回店，就把东西揣在衣服里。两只鸡面积大，揣不下，他再找来一个塑料袋，一个袋子一只，再找来一根绳子，绑着吊在脖子上。揣回店里，正要爬扶梯把鸡藏在更衣间，不料老板来叫他，要他跟车送货去北千住。他想，他不在，鸡放在店里更衣间不保险，要是丢了，轮肯定要他赔，轮不是吃素的，王国民也讨厌他，大家也不会向着他。他赔不起。他只能揣着去了。

北千住很远，老板自己开车。鸡是冷冻的，他冻得牙齿直打颤，又害怕被老板发现，就忍着不哆嗦，竭力躬着腰，使冻鸡不会直接贴在身体上。到了北千住顾客的店，把东西卸下来，老板在车上移货，他在下面接，扛货进店，人不得不挺直了，那冻鸡就搁在胸口上。好在他很快就搬热了，他还庆幸。可是搬完坐在车里不动，冷气就直往松开的毛孔里钻。他挺着，想逃下车说自己回去，可是他不会用日语说，他也不懂得走，只能想着很快会回到市场。可他终于挺不住了。老板不知道原委，把他直接送回了家。

依宝弟哭得很委屈，稀哩哗啦像泪人似的，令人心疼。大家一边搬棉被暖依宝弟的胸口，有人去找退烧药。大家回头谴责轮，轮冤枉道：“谁叫他店里人说他已经回家了？”

大家道：“你不会多问几个？你就是这么不会办事！”

这大刺激了轮。他叫：“我不会办事？就你们会办事？你们到市场给我做做看，又要打工，又要干私活，被老板发现了，还要开除，容易吗？要是你们，连公的母的都不会说。”

他也哭了，拿袖口擦眼角。想想他也真不容易，市场那地方，我不是没呆过，日本人盯着中国人，就好像盯着贼。想想都是为我的事。我摆摆手：“不要再说了。”我去抚轮，轮一挣扎，叫：“我不干了！跟我又没关系，我不干了！”

大家道：“你这是什么话！跟你没关系？这是大家的事！怪不得人家笑咱们是一盘散沙呢！你不干，拉到！我们干！王老师，以后不要他干了，我们来干！没有他，地球就不会转了？我们自己干！”

大家说“我们自己”，我的心一阵温暖。我感觉跟大家融化在了一起。现在想起来，我怎么会有那种感觉了？我女儿出走那晚上，我产生过这种感觉，那更多的是对大家的依恋，甚至只是出于利用之心。这下我真的是感觉跟他们融为一体了，分不清彼此，我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人了，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怎么到了这种程度了？也许最初还只是出于不好意思：人家如此帮我，我怎么能拒绝？我被推着走。渐渐的，我完全消失了自我。我甚至都不是策办这个婚礼的主角，我把自己交了出去，交给了这个群体。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了。

现在想来，所以会感觉他们是对的，是因为自己实在力不从心了。当你感觉强大的时候，你可以离群索居、特立独行，你怀疑一切，你嘲笑那些价值。但当你感到不济，你就会想回到群体中来。这个群体有着屡试不爽的生存经验。这个群体有着普世的价值观，那些概念可以廉价地闪闪发光：“衣食”、“神灵”、“面子”、“尊严”、“民族”、“生存”、“发展”。现在想想，这些巨大的概念，我平时也不是不能接受，我也很热衷，就像我当年参加“文革”，还有后来的“****”。虽然我后来看破了，但其实只不过从反面增强了情结。中国是个意识形态大国，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你努力逃，你反而更陷其中。意识形态情结把我们死死铐住，越挣脱，越是铐得紧。

从小到大，我们的教科书都告诉我，意识形态是个政治问题，后来还说是哲学问题，这与其是政治，勿宁是教化；与其是哲学，勿宁是宗教。政治让人怀疑，而教化却让人坚信。哲学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它也不会提供给人着迷的理想，真理的本质是骷髅。而宗教则会告诉你有通往光明的道路。人们正需要它，不管是恐惧荒原的，还是声称无所谓荒原的，他们都有着固有的不安，他们需要一个闪光的神照耀。在这里，这神就是祖国和民族，不管我们多么想否认，我们心中都会热望：“中国啊，你快强大起来吧！”或叹息：“中国你怎么这么差？”或者骂：“操！”

在这种情绪下，每个人都有着不可摆脱的情绪，这使得我们不能对问题做细致的区分、冷静的分析，这里只有对的、错的，只有是、不是，只有敌、我。不可能独立思考。在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冲动的群体里，是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的，有的只是单向化、盲目化、绝对化，明白地说就是暴力化，对一个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情绪。现在想来，我们就是这样地埋头狂奔。

这其实是愚蠢的狂奔。只是大家自以为很聪明。没有人出来提醒，我们不聪明，我们很愚蠢，我们是错的，我们不可能得逞。群体累加在一起，产生的只是愚蠢而不是智慧。三个臭皮匠未必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诸葛亮都往往顶不上一个诸葛亮。因为他们都把智慧交给了这个群体，个体则在这种群体的信赖中被催眠了，人的脆弱、庸懒让人容易放弃自我，贪婪又让人利令智昏。我们只想着成功。

“四色”全买齐了。每件上压一小片红纸，用塑料袋装了，由老蔡带给李思寥。李思寥提着送回“阵地”来。又把鸡分了，母鸡还男方。怕女儿撞见生疑，东西不敢放我自己的冰箱，放在老蔡冰箱去，吃的时候到老蔡那里拿。

女儿发现了鸡肉里的红印，她叫了起来：“这是什么呀？”

我疏忽了，应该把那片皮切掉。我只能说，是男方送来的。

“男方？たっちん？他回来了？”

“没有。”连忙说，“怎么可能回来了？是他们父母派人送来的。”

“从福冈？”女儿兴奋问。怕她太兴奋，这反而会生祸端，我说，是托东京朋友送来的。“怎么可能……从福冈……那么远，哪有这么傻的……”我说。

女儿问：“怎么我没看见人来？”

我说，哪天你刚好跟水仙嫂去澡堂了。她说：“你也没有跟我说。”

我说，这么多事，哪里会记得住。

女儿瞅着鸡肉，又说：“たっちん他怎么送这个？我交代他的靴子却不送来。”

我把这茬给忘了。

她又去短信：

我的短靴呢？

别人不懂得买，等我回日本后，亲自给你买！

女儿高兴了。我也松了口气。

毕竟是小孩，话题说岔就给岔掉了。她那小脑袋似乎乱糟糟的，也不知想些什么，一会儿一个念头。一天，她忽然问：佐佐木的父母会来吗？我说，不会来，太忙。她说：那怎么好。我说：也没什么，我们这边，你妈妈不是也不在吗？她说，妈妈不在，是没办法的，他们可以从福冈过来的。她一直纠缠这问题。要是跟她说会来，到时候我怎么再变出两个日本老人？

我只得说，他们说了，等结了婚，再去福冈。

她高兴了，说她想去福冈。唉唉，到时怎么能让她去福冈嘛！这麻烦越搅越大。

“我想妈妈！”她又说，眼睛红了。

她说要给母亲打电话，我慌忙制止。

08

一切紧锣密鼓进行下去。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事情怎么就能进行下去了？在开放的国外，在21世纪，在资讯发达的日本，这种事怎么能发生？

现在想来，恰恰是现代资讯技术的手机，成了我们的帮凶。都说中国人善于“西学为用”，确实如此，用现代技术维护自己这个“体”。

虽然是在21世纪，但在“阵地”，时间是凝固的。记得有一年，一个人回国探亲，带出来许多中国大陆或港台的电视连续剧，还要了一台家庭用卡拉ok播放机。国内人大为吃惊：这东西国内人早就不玩了，原来是“洋插队”，整一个“洋乡巴佬”。我妻子听说了，也问我要不要卡拉ok机。我说：“日本是卡拉ok发明地，怎么会需要？”

但其实，我根本没去卡拉ok店。大家也一样。不仅因为消费不起，还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能顺畅看懂日文。“阵地”里的中国人，也大多看中国国内带出来的影碟。国内流行什么片，他们就也想看什么片。但是因为不是马上就能带出来，往往只能看国内过时的片子。这个华人社会跟所在国的现代社会没有关系，甚至也不如发展中的中国国内。

虽然处在开放的世界，我们自己是封闭的。就像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总是把孩子拢在家里，关起门来，说：“外面有贼公！”这是一种被挤压之下的保守。即使是我，也往往强烈意识到我的身份，我是中国人，到头来还是会沉渣泛起一般地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但现代中国没有可摆显的，只有回到了古代，才觉得攥住了什么，就像婴儿攥住母亲的****。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书名忘记了，谈的就是这种从古代寻找自己民族的活力，称作“新民族主义复活”。新民族主义将自己想象成是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比如1830年，希腊的民族主义者阿达曼提欧斯·柯瑞斯就说：这个希腊民族首次审视了自己的无知愚昧的惨状，并且，它在亲自衡量和祖先的荣耀之间相隔的距离之后，不由浑身战栗发抖了。作者说：这里的“首次”，呼应的是1776年和1789年的断裂，但柯瑞斯的眼睛并没有转向未来，反而转向了在身后的祖先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