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嘛是嘛，又能怎样？‘死鸟’了嘛！”

他如此不明白，让我怨恨。我索性道：“什么‘死鸟’？是那个日本人！她，她，已经在佐佐木手里了！”

他们都愣了，面面相觑。王国民一拍大腿：“唉呀，怎么又被日本人搞去了？”

“她自己贱！逃啦！”我叫。

老蔡道：“这日本人太不是东西了！人家已经做了仪式，拜了天地了，他还要人家的老婆……”

我又叫：“我女儿不是谁的老婆！”

王国民道：“仪式有什么用？他日本人就是畜牲养的，‘马鹿野郎’，马鹿生的野种。他们还管这些？电话亭广告里不说写着吗？‘人妻’！都‘人妻’了还有吸引力？可他们就喜欢‘人妻’！”

这更刺激了我，一是我女儿已经成了“人妻”了，二是她作为“人妻”又转而被日本人操。我叫：“别说啦！”

王国民道：“不说又怎样？不说他照样操你女儿！女儿被操了，还不吭气？你做什么父亲？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你有种，也把他们女人给操了，报仇！”

我愣了。

我在大街上走。一人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什么，不用看就知道。要以前，我是不会投去一眼的，可是今天，我却看了，而且看愣了，停住了脚步。那个举牌子的人说：“社长，去玩玩吧！”

他们的“社长”就是“老板”。平时，没有人叫我“社长”，因为我从不奢侈地花钱，归根结底因为我没有钱，但今天，我觉得有点受用。我想当一回“社长”。我问：

“是日本女人吗？”

“是的是的，绝对是！我们这里百分百是日本人，外国人是不要的。”

我知道，他们所谓的“外国人”，是特指那些从穷国来的人，并不包括发达国家如美国人欧洲人。这话刺伤了我。我想：操你日本女人，都当鸡了，还有什么可神气的？我要操一操这鸡！我要操这神气的日本鸡！

可是我能行吗？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用我的武器了。我转到一家成人用品店，买了药。我不知那药叫什么，店主知道我的来意，推荐了它，并表演着操女人的姿势。我在心里笑：我操的却是你们日本女人！

他还伺候我服下药。我再回到那个举牌人那里。他喜出望外，说以为我不来了。我怎么可能不来呢？操你们日本女人！

我跟着那人走进一家色情洗澡店。一个女人被唤了出来，一看就知道是日本女人，低眉顺眼，眼尾余光又胡里花哨。我跟她进去，她给我脱衣服，我有些害臊。我从来没有找过妓女，我所受的教育不容我做这样的事，我有女儿，也不容许我有这种念头。但是现在，我不是在做这样的事，而是在复仇。恰恰因为我有女儿，我的女儿被他们奸污了，我要复仇。

我把她搡开，自己脱，然后侧过身，自己走进浴缸。不要她过来。洗好了，我自己出来，仍然还是侧着身子。我怎么这么害羞？我是来报仇的！复仇可以不择手段，掘墓鞭尸，食肉寝皮，哪怕玷污了自己，因为复仇的正义性，这种玷污也会得到雪洗。我把她抓住，摁倒。那女人叫了一声，很快就驯服了。她只是说：“我还没洗呢！”

管你洗没洗。在我看来，她去洗澡，是拖延时间，逃避被我操。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即使不干净，即使我有染上艾滋病的危险，我已经把生命献出报仇了。她被我压得死死的。我盯着她，她是个日本女人。她只能看到我的脸，看不到我身子，我的身子不害臊了，直冲着她。我眼睛都绿了，我感觉我的刀亮出来了。这药还真管用。我要扎进去！

可是，这太便宜了她。我要玩，折磨她。怎么折磨？无非一个洞，还有两块肉，两块肉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不能激发多少想象力。无非打它们，咬它们，把它们割了，塞进那个洞里。归根结底还是那个洞。那个洞是无底的深渊，也能刺激出无尽的想象力。这归根结底也无非就是把它堵上，塞满，胀它……我曾经看到最残忍的日本兵糟蹋中国妇女的照片，也就是往那个洞塞木柴。我塞，我塞！可这么想着，我不行了。

我本来就不怎样，怎能担负如此沉重的重任！

那个女人似乎觉察到了，她伸手摸我。可是我怎么能让她动？只能我动她，不能她动我。我摆脱了。我努力，仍然不行。很久很久，我颓然趴下了。

失败！真失败……我恨不得去死！

蓦然，我感觉什么黏湿湿的爬上我的背，我的肩，我的耳后。是她的舌头。她用舌头舔我，很温柔的。你是来怜悯我的吗？我不需要！我翻身去推她，她突然把头埋在了我的下身，舔。

我惊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妻子根本不可能为我这么做，我也羞于提出。我只是从录像带、小说和漫画里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跪在我边上，谦恭地，下贱地。这是一个贱货！她不是在怜悯我。

有一刻，我还觉得挺罪过。我对不住她。她用她的舌头来舔我这个肮脏的地方，是怎样的为我献身啊！她勿宁在磨刀，把刀磨锋利起来，让它杀进自己。它渐渐可以了，我真应该感激她，让我有了尊严，让我能够复仇。我把她掀翻。我的女儿就是这样被你们日本人操了吧？我要操你们！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不，要更凶狠！我杀了进去。

她喔了一声。这让我不过瘾。我喊：“你叫！”

她叫了一声。我喊：“再叫！再叫！”

她叫。“大声！”我又命令。

她大声叫了，好像被我操得难以忍受了。我不管她，我要操，我照样要操她！她越受不了，我越要操她，不饶她。她越痛苦，我越快乐。我喊：“我操！操！操……”

我射出了复仇子弹。

我躺着，不知是胜利还是失败。日本女人起来，为我擦拭，细心地，认真地，虔诚地。她被我操了，还这么待我！我瞧着她，感觉她可真是太贱了。

她收拾完了，立起上身，跪着，双手按膝，朝我鞠了个躬：“谢谢！”

我有点吃惊。虽然在日本这么久了，也知道“谢谢”在日本人只是口头禅，我也不知不觉地这样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寻她的脸，那脸真是欣悦的。她又鞠躬：“欢迎再来！”

还欢迎我再来？再来操你？该不是你欠操的？哦，就为了这钱，你还要我再来？你知道不知道你出卖了什么？我故意问她：“没事吗？”

“没事哟！”她欢乐地应。

真是贱到家了！我又丢下两张钱元纸票。她捡，欣喜问：

“可以？真的吗？”

操——！失败感劈头盖脸而来。

12

这是一个妓女。

即使是妓女，也让我不可思议。在中国时，我就曾经听说一段历史。1872年，一批中国人被骗上了一艘叫“玛丽卢斯号”秘鲁船当苦力，途经日本横浜港，有人逃下船来。神奈川县法庭宣判解放了中国人苦力。秘鲁律师为了抗议，公布了日本娼妓业的状况，指责日本政府公然承认娼妓买卖，因此没有资格制裁秘鲁的贩卖人口行为。当时的明治维新政府只得公布了“娼妓解放令”。

但是这个“娼妓解放令”其实只是废除了娼妓与妓院的人身隶属关系，明治政府留有一手：只要出于个人自愿，仍旧可以继续营业。于是公娼反而剧增了。娼妓与妓院双方都要付税金给地方政府，为政府带来滚滚财源，据统计，光是神奈川县，1888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但这还不是全部。国内市场毕竟狭小，娼妓业发展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殖产兴业”又迫切需要巨额资金，于是就把妓女派往了国外。我曾看过一部叫《望乡》的日本电影，片中的阿崎婆和她的姐妹们就是去南洋的妓女。多年前我偶尔看到一本杂志，上面的数据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个叫人江寅次的日本人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记录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63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当时《福冈日日新闻》一篇题为《女人国》探访记事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

这个国家近代的原始资本积累，竟然相当部分靠的是妓女。据统计，日俄战争前，单是俄租借地旅顺地区就有日本娼妓两百多人。日本人大江志乃夫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达到1403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总数的54.3%。1904年，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这条街的饮食店组织又于1905年开设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提供低价格的性服务。这就是后来“慰安所”的前身。这些妓女用自己的身体为侵略战争服务。当战争失败，她们又把身体献给了美国占领军。据记载，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内务省警保局长就向日本政府各厅和地方府县长官发出《关于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等警备要点》的指令，要求在美军驻地设立特殊慰安设施：

在进驻军的区域内设立特殊慰安设施；

这些设施的设立由当地警察署长负责；

地方警察署长要对性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要迅速充实设施内部的设备。

8月28日，在皇宫广场召开“誓师”大会，成立paa。在繁华的银座，树立起一块大招牌：

告新日本女性——作为战后处理国家紧急设施的一部分，恳请新日本女性率先协助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

那些如今在银座街头来来往往的日本人，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彬彬有礼，他们可记得这里曾经竖立过这样一个广告牌？就在我脚下的这个大森，当年日本政府开设的第一个慰安所“小町园”就在这里，因为美军在大森海岸登陆，这里是美军的必经之地。

我仿佛能听到妓女们的木屐声。它们把占领军的铁蹄打乱了。也许把女人放开了，就能立不败之地？他们有这样的远古传说：天照大神关闭天窗，世界于是陷入黑暗。众神于是在天窗前开舞会。一名女神跳起了艳舞，露出****和阴部，逗得全场大笑，笑声传至天顶，天照大神忍不住探出头来，天窗重新开启了。

当然日本政府说，设立这些慰安所是为了保护良家妇女不被侵害。也许这是真的。他们只是把妓女献出去，他们也不愿意普通女性被奸污。但是即使是普通女性，就真的在乎吗？曾听过这么个传说，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日本人吵，中国人骂：

“我******！”

日本人没有反应。“什么意思？”他问。

“就是你妈被我sex了！”

那中国人索性解释道，等待着对方的暴怒。但是没有等待到，那日本人说：“好啊，我妈这么老了，你还喜欢她？”

操——！

这传说似乎有很多版本，还有跟美国人的，跟英国人的。也许不只是日本人。也许是我们太在乎，我们把“sex”看成“操”，用出太大的力气，这动作有着太多的负载。

这下，我倒成了嫖客，不配做父亲，我如何去面对我的女儿？但是我仍然找着她。我满街走着，也许我不是在找她，只是在街上走着。我只是在走。我不敢回“阵地”。王国民也不敢，也不敢向房东退押金。

“就当让日本人抢劫了！”他说。

承租人王国民不在了，大家都没资格住“阵地”了。大家四散找房子。即使有签证的，也不能住，只能赖着，今天说明天搬，明天说后天搬。有时候会叹息一声：

“唉，咱们自己中国这么大，怎么会搞得没有立锥之地了？索性回去罢了！”

但是他们还有签证，谁也不想回去。其实平时，大家也天天说回去，月月说回去，年年说回去，最后都没有回去，除非被逮回去。

轮和依宝弟几个被逮回去了，留在“阵地”的人有一天看见依宝弟在警察押送下来拿东西，他以拿他哥哥骨灰为名回来的。他抱着哥哥骨灰盒大哭了一场。从他嘴里，大家才知道轮几个被抓了，要遣送回去。

水仙嫂曾联系过王国民，要地方住。王国民这里也没法安下她，答应给她找人合住，但没有找到。她没有消息了。后来传说，她回到那假结婚的日本人那里了。可能她觉得丢脸，不想让大家知道，从此跟大家不来往了。老蔡道：“大家都同乡，你没回去，又在这里跟大家不来往，也就知道你干什么了！”

我愣，原来还会这么想。

王国民找了一家パチン-ゴ店（老虎机赌店）的工作，管吃管住。我和老蔡都挤进去。他得意说，他本来也不爱住“阵地”那种破地方，“什么破房子？我现在住的是マンション（单元套房）！”

他还跟赌客合作，偷店里的钱。“东家欠，西家还！”他说。确实应该像他那样，对日本人，欠债还钱，血债要用血来还。可是没几天，他暴露了，老板报了警，他被捕了。我和老蔡也被赶了出来。我们在街上流浪。一天，老蔡被警察抓了。他那样子，一眼就看出是中国人，就被盘查。还好我看不出来，我溜了。真是老天有眼！老蔡回去，也就回去了。我要是被抓回去，我女儿还在日本，就完了。

有一天，路上遇见一个还在“阵地”的，他说，王国民死了。

冷气穿透了我的脊梁。

他是死在拘禁所的。警察查到，他原来租了“阵地”，找来了，要联系他的熟人。说是自杀。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警察说明道，他在里面很好，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日本的牢房比中国的条件好多了，是“星级宾馆”，警察也很文明，是“文明服务员”，他根本不配合警方工作，对被调查想不通，自己撞墙自杀了。

我总觉得不对，自杀不符合王国民的性格。这家伙，虽然刚烈，但也狡猾。

我愤怒。我要告他们，要求调查。可我能吗？没有身份，非法滞留，先把你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