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下半年队上来了两个新人。一个是驻队工作组干部小林，一个是遣回原籍劳动改造的礼叔。

小林在队上驻了不久，来不及发生过多的故事就走了。这是一个白净斯文理分头的青年，说话时有点脸红。同社员们出工的时候，喜欢偷偷瞟我姐姐，船哥便到公社告了状，说小林同地主女儿乱搞。县里马上派人来调查。小林不承认，说并没有乱稿。调查组的人说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小林灵魂深处被震撼了，认识到了自己心灵的不纯洁甚至肮脏。他向调查组交代，的确没乱搞，但的确有点喜欢这个女人。这样小林就遭了大麻烦。调查组的说小林不老实，不肯承认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小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小林心想，没得羊肉吃，弄得一身臊。反正挨了处分，就索性给姐姐写了一封求爱信。姐姐怕自己害了小林，不想答应。可又不敢回信，就约小林到村后的茶山里见面。他们到约定的地点刚坐下，来不及讲一句话，船哥带领民兵赶来了。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得小林和姐姐无地自容。小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小林再也说不清，被开除党籍和干籍。

县里工作队的队长为此表扬船哥很有阶级觉悟。我却总认为他那么容不下小林，一定同他偷看姐姐解手有关。

小林的老家在更远的山里，他回到老家不久，就请人上我家提亲。爸爸不作声。妈妈说由姐姐自己做主。姐姐二话没说，流着泪答应了。这年冬天，小林来迎亲。那时婚丧嫁娶都不敢操办。姐姐什么东西也没带，只跪在妈妈床前压着嗓子哭了一回，就跟着小林走了。我一直很感激我的这位姐夫。

礼叔的故事到他死都无法讲清。他比我爸爸大十多岁，在县里工作。这次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回家改造。他的老婆子女仍在城里。他老家没有房子，被安排在上海佬家。上海佬家房子稍宽一些。按辈份，上海佬也叫他礼叔。礼叔看上去像文化人，额上皱纹同头发一样像是梳过的。上海佬同我哥哥的事，据说是礼叔报告船哥的。礼叔事后一直不承认。船哥带民兵捆了我哥哥。上海佬一口咬定是我哥强奸她。哥一句话不肯讲。于是，我哥哥以强奸罪被判了五年徒刑。

后来听人讲，礼叔下放那几年，深夜常听见上海佬格格地笑。我便猜想哥哥的事一定是礼叔报的案。

我更加恨死了上海佬。她勾引我哥的行径我最清楚。于是我强奸桃花的狼子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但自从我哥哥出事之后，桃花见了我就躲。

我不断寻找偷袭桃花的机会。

我高中毕业后又回乡劳动。那时还不兴考大学。参军是农村青年唯一的出路。可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家是专政的对象。

有天全队社员到二十几里以外的山里挑石灰。每人任务是挑回二趟。这么辛苦的农活我是头一回干。挑第三趟的时候，我怎么也赶不上别人了。离家还有三四里路，我实在挑不动了，就歇了肩。一坐下，再也不想起来。唯一的需要是躺一会儿。但我不敢躺，一躺下就会睡着。

已近黄昏，山路幽暗起来。青蛙开始稀稀落落地鼓噪。

我想再不上路就要摸黑回家了。

正当我起身的时候，听见远远有人喊等等我。一看，是桃花。桃花挑着石灰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来了。桃花放下担子，重重地坐在地上。胸脯急促地起伏。喘了半天，才连声叫道，实在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

我只好又坐下来。离桃花约两尺远。

谁也不再讲话。

沉默有时是很危险的。当时的沉默使我的大脑片刻间处于真空状态。这真空立即被一种火辣辣的欲望充塞了。我胸口突然乱跳。我侧眼看了桃花。桃花望着对面的山沟。她的呼吸已经均匀了。我的目光从她前襟的扣缝处钻进去，瞅了白白的****红红的乳头。乳头红得馋人，像带露的熟透的杨梅。这杨梅不让我分泌唾液而让我口干。

口渴死了。桃花突然说。

没有水喝，只有望梅止渴了。我阴毒地笑着说。

有梅望倒好。桃花瞅着我。

我满肚子的坏水往上窜。你身上就有杨梅呀!

这话一出口，我浑身燥热。

我身上哪有杨梅?鬼话!

我望着她，笑了一会儿，说，你身上有个东西像杨梅。

哪里?

胸脯上!

鬼话!桃花骂了一句，望着我颤颤地笑。

她含笑的唇齿间溢满了口水，细细的牙齿像浸在溪水里的晶莹的石子，感觉好凉快好清爽。

我一把拉住她往路边的草丛里跑。她一边跟着我跑，一边压着声儿嚷着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我闭着眼睛，感觉身下是漫无边际的柔软的草地。

我和桃花挑着石灰重新上路。蛙鸣很热闹，萤火虫在我们周围飞舞。

路过桃花家的时候，上海佬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天虽然很黑，但我分明看见上海佬的眼睛狼眼一般发着幽光。上海佬的恶眼让我对刚才草地上的事很不满意。因为不是强奸!

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桃花又不讲话了。见面就是脸红。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桃花约我晚上到后山见面，有话同我讲。

姐姐和小林被捉的事让我有了心计。我悄悄注视着桃花。桃花上了山，我见没有人跟踪她，才不紧不慢地尾随而去。到了约定地点，我说边走边说，不要坐下来。

桃花半天不开口。

默默走了好一阵，我问她有什么话讲。

桃花停下来，抬头望着我。树林筛碎了月光，撒在桃花身上。桃花像穿了迷彩服。

你不可以讲话?想不到她会这样反问我。

我不作声。

我是不是不太自重?桃花眼里有亮亮的东西在闪动。

我仍不作声。

我的目光在周围搜巡。我在窥测四周的动静。我要找一块平整的地方。我至今弄不懂当时自己怎么那样精明。我才十六岁!

那天晚上桃花不像第一次那样软绵绵的。我想起她的父母，便咬牙切齿地用力。桃花便抽搐般紧蹬双腿，脸作痛苦状。

这个晚上是我们唯一说到爱的一次。严格讲来，只是桃花讲了我并没有讲。在以后的频频幽会中，我们只是一天比一天狂暴地动作，与这事有关的话只字未提。

有天晚上我差点儿说了动情的话。我俩并坐在溪边，双脚吊进水里，一任溪水痒痒地舔着。一颗流星凄然闪过。我顿时感到一阵悲凉。我连忙抓住桃花的手。她的手暖暖的，渗着微微的令人心烦意乱的汗水。我觉得马上要说什么了。这时，一个冰凉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滑过。

蛇!

桃花尖叫。

我们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那晚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那天晚上我梦见张老三在溪水里游动，他的下身是蛇。那年头我不敢相信鬼神，但总暗自怯生生地想，那摔进深渊的张老三一定变作了蛇。

现在我对那蛇的恐惧日渐淡漠，倒常记起那流星闪过后的悲凉和桃花手掌的湿润。

同桃花的幽会大约进行了半年，到了这年冬天，上海佬察觉了桃花的异常。桃花开始恶心厌食。她死也没有讲出是我干的好事。闺女家名誉值千金。上海佬无可奈何自认吃了哑巴亏，带着桃花上县城偷偷打了胎。

桃花打胎之后脸浮肿了好一阵。上海佬一发气就骂桃花偷人婆。家乡当娘的恶言恶语骂自己闺女是常事，别人并不在意。我听了却特别刺耳。

打胎在我当时看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于是我们不再来往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桃花脸上的桃红。

我和桃花同一年考上大学，也在同一座城市。她学的是医学专业。大学四年，我只到她学校看过她一次。我们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似的，只说些课程紧不紧伙食好不好之类的话，这让我有些悲哀。我便告辞。她也不相留。她送我到校门口的公共汽车亭。等车的时候，我觉得有责任提一下旧事。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我说这话的时候，平静得像在菜市场上讲价钱。

何必提这个话题?你我心里都明白，不可能的，桃花惨然一笑。

我好像还想讲一句什么，公共汽车来了，我挤了上去。我回过头，想看她一眼。别人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回忆这个细节时，总以为看见桃花站在那儿朝我招手。梨花如面，形若孤鸿。乳白色的外套漫卷长风，飘飘扬扬。我明白这是自己顽固地虚构的，但仍喜欢这么去回忆。其间是否寄寓我的某种情思呢?我也不清楚。

桃花后来就留在那座城市了。她利用她的医学知识巧妙地瞒过了她那宠爱她的丈夫。

我祝福桃花一生平安。我的祝福是真诚的。

我上大学那年，大队已叫做村，生产队已叫做村民小组了。船哥不再是支书，也不再是队长，仅仅是船坨了。

船哥从此比任何时候都喜欢讲起部队。天上有飞机飞过，他就说，在部队的时候，一个星期坐一次飞机。表情很神往。谁家买了羊肉，他会说，在部队的时候，三天吃一顿羊肉。讲得喉结一滚一滚的。他的军用普通话慢慢流失殆尽。最后只剩下一句南腔北调的“他妈的”。这“他妈的”成了他唯一的口头禅。在发感叹发牢骚和相骂的时候都用。

家里要为我上大学办几桌酒席。船哥自告奋勇由他掌厨。他在部队几年干的就是这活。这是他没有任何职务以后漏了嘴才讲出来的。我小时候总以为他是手握钢枪巡锣在祖国边防线上。

那天船哥喝了很多酒。茶喝多了尿多，酒喝多了话多。乡亲们都走了，只有船哥还在我家坐着，笑嘻嘻地同我妈妈讲话，一句话一声叔母，说还是叔母福气好。又对我讲，只有你们家是我最亲的了，其他的人都隔得远。泪流满面。我姐姐连边打着哈欠，说小家伙要睡了，同姐夫抱着我外甥儿回了房。姐夫这时已平了反，仍回县里工作。：姐姐姐夫是专门回家为我送行的。姐姐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转为城镇户口，安排到县百货公司工作。哥哥是我大学二年级才刑满释放的。这都是以后的事。

船哥讲个不停。我爸爸坐累了，不停地反过手捶腰。船哥老婆青英连骂带拉才把他弄回去。

船哥走后，姐姐从里屋出来。其实她还没睡。船坨好像把自己做的事都忘了。姐姐说。

妈妈一脸慈祥，说，他从小没爸没妈，也很可怜。

礼叔回县城工作是我考取大学那年的上半年。记得他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我好好复习功课，考个名牌大学，光宗耀祖。我第一次领略到他的长者风度。礼叔恢复工作一年多，就退休了。因他是县里的老人，被县志办借用去编县志。多年以后，他出差到我工作的城市，专门找到我，告诉了我许多永远也弄不清的故事。

我最不了解的是我哥哥。他早些年怎么同上海佬那样，至今是个谜。哥哥让你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没事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抽烟，烟雾慢慢地升腾、弥漫，常令你看不清他的脸。他在服刑期间学了泥工手艺。回家后，从泥工做到了建筑包工头，重振了家业，修了房子，娶了嫂子。嫂子叫水月，很会当家，孝敬大人。今年我回家，见水月正在给妈妈洗头，那情状让我感动。

礼叔上门找我是三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