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１９２４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滩的青帮中已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在黑社会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会的力量使他在整个上海滩的帮会中已变得举足轻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他的触须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已成为上海滩一个地地道道的黑帮教父。

这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有事，找杜先生去！”

１９２４年春天，浙江发生水灾，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等人不甘寂寞，乘机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

孙宝琦，字慕翰，浙江人，前清即为显宦。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历任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救助乡亲赈灾会”成立后，却应者了了。孙宝琦声嘶力竭地搞了一个多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

“救助乡亲赈灾会”轰轰烈烈地开场，寒寒伧伧地结束，孙宝琦觉得脸上实在过不去，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还是找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献策。

“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

“正是。杜先生急公好义，如果慕老出马，多了不说，万儿八千的，杜先生定然会慷慨解囊的。”

“他真会这样吗？”孙宝琦将信将疑。

“怎么不能？如今在上海滩，谁有难处都去找杜先生。”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每个重２０两、印度产的“大土”三个，乘车到华格臬路２１６号的杜公馆拜访。

杜月笙看到这位“孙总理”亲自来访，不免一怔。他和他素不相识，此次来访，意在何为？杜月笙不敢怠慢，马上命人把孙宝琦热情地迎进客厅。

孙宝琦寒暄一番坐下后，仿佛不在意地请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杜月笙说：“目前禁烟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

“哪里话，我这就有３只。”

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２００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千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这么好的东西，大概绝不止千元一只，怕要２０００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说：“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慕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簿，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谁知上了汽车后，司机却对他说：“孙总理，这３只大土，杜先生已经送回，放在车后座上了。”

１９２４年春，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但是他会不会帮忙姓王的，王姓居民却觉得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月笙时，杜月笙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吧。”

第二天清早，姓王的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沓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不明究里，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跑到当铺，结果，他那些被盗走的衣服和传家宝全在那里，他用这钱一赎，就把衣服和传家宝全赎了回来。

这时，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２００多块光洋，而华工却平均只有１２块。公司虽每次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但都从没有兑现过。

１９２４年３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以每人每月增加工资８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拒不接受。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并且态度异常蛮横。几天过后，法商方面宣布，所有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工人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求援信后，立刻吩咐管家：“墨林，把这两万元钱送到法商工会去，让他们支持住。就说我杜月笙说的，不加工资，绝不复工。”

万墨林刚走，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跟着来到，他说：“杜先生，这工潮越闹越大，请你无论如何得设法制止。”

杜月笙忙说：“沈先生放心，这事我不会不问的。你回去对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说，就说我杜月笙说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绝对不行。”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