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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