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５００００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