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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和宋大公子傍晚飞机抵达西安机场，在飞机上，宋美龄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手枪递给唐纳德，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请你的士兵检查？”张学良有点不敢对视，一项和自己交好的蒋夫人，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随即双方举行了会谈。

会谈后，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宋美龄和唐纳德前往见蒋，蒋夫人拿着一个蒋委员长最喜欢的家乡菜，梅干菜盒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据蒋氏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连连叹息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宋美龄劝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可谓语重心长，蒋氏颇为动容，从此，蒋委员长的态度开始转变，有所松动，不再固执己见。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接受了中共和张杨联合提出的六项协议，但无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口头承诺，称之为“君子协议。”

杨虎城极力反对就这样放蒋，认为不落到书面上的东西靠不住，张杨就如何放蒋的问题，第一次发生激烈争吵，双方意见严重分歧，相持不下，最后是在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蒋委员长极其随员，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委员长安然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杨虎城被迫离开十七路军，赴欧洲考察。

此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陷入刀兵水火之灾，西安事变的几位主角，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伟人的身影远去，历史积满厚厚的尘埃，却不曾被掩埋，西安事变之于中国，之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不可估量且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所达成的如下内容的六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这一民族的目标，各党派走到一起，期间，虽偶有摩擦，却不离这个基调。

历史的脚步早已远去，华清池畔的枪声，消失在时光的长河，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无非是见仁见智罢了，谁又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呢？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和蛊惑，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的基本国策。

于一九三六年年底在西安发动兵变，挟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国民政府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而中共领导人之一，时任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的当时的情况之下，都会那样做的，只不过是由我张学良做了。”

至于张学良为何甘冒风险，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一直众说纷纭，据张学良自己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他如是说，也确如此做了，用后半生的自由，尽一个人臣的风骨。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非常正面，她公开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汉卿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基于对自己的丈夫蒋中正的了解，以宋美龄和张学良的私交程度，她完全可以理解张学良当时的心态。

是为公，非为一己之私利，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蒋夫人全力保护张学良不受到伤害，美国驻华公使杰豪斯在一本回忆录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国民党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并当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甚至愿辞去所兼各职，换取张汉卿的人身自由。

而当事人蒋委员长，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是：“汉卿糊涂！”仅此四字而矣，却道尽蒋氏，对这位拜把子兄弟的复杂心情，似惋惜，似恨铁不成钢，似长兄对不懂事的幼弟的责备，正所谓，一切尽在一言中。

民国名人胡适的评价是：“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二十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没有西安事变，国民政府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而一些熟知蒋委员长的人评价，蒋委员长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而后，倾举国之力，与日本人周旋。

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没有感受到切实的威胁，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西安事变确实发生了，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千秋功罪，只能任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