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初到上海

1939年1月中旬，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栋建筑的房间里，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埋头对着手中的稿件认真的校对。

这个年轻人是来到上海才三天的陈伯康，他现在是在《大美晚报》上班。这份工作是通过内线的人给安排的，具体是谁，陈伯康并不清楚。

对于《大美晚报》的情况，陈伯康上班后有过了解。这家报纸是旗帜鲜明的表达抗日立场。正因为报馆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旗帜鲜明，使汪精卫非常恼火，想对该报馆采取措施，可该报馆在英法的租界内，不在其管辖范围，无法采用正面手段，便依靠流氓汉奸特务的威逼恐吓，但大美晚报依旧没有屈服。

在这家报馆里工作，陈伯康感到还是挺不错的，至少不用去考虑除了反抗日寇以外的事情，不像在学校的时候整个人神经兮兮的，对什么人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戒备，就怕出了一点错，又被人打了报告，现在反倒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了不少。

陈伯康来上海的事可是一波三折，本来戴笠想让他跟着自己在秘书处工作，可在那天晚上两人交谈后，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让他先到下面锻炼一下，过段时间再调回来。

戴笠在调派他的时候，发现陈伯康成长的环境限制了能安排的工作，本来能调派的地方不多，无非就是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戴笠又在学校其他教官处具体的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最后拍板让他到上海去。

在出发前，戴笠又派人跟他交代，到上海后等候领导的通知，服从领导的安排，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要给他丢脸。

陈伯康兴致勃勃的踏上了前往上海的道路，先是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没想到在船上得到消息，汪精卫在河内发了‘艳电’宣扬投降。这让陈伯康气愤难耐，怒火上头，想着到上海后，一旦汪精卫回到国内，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汉奸。

现在工作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就稳定了，至少他不会为了衣食问题而担忧。但是，让陈伯康没想到的是，到上海三天了，区长以及其他上级领导并没有派人给自己安排任务，更别说接见自己了，这让他有些不明所以了。

陈伯康很明白做他们这行，都是单线联系，不会牵扯到其他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上面的人是谁，也不知道直接领导自己的是谁。可为什么还没有安排自己的工作，难道自己的上级认为自己不可用，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安置，这才把自己暂时安放在这里，可也总不能一直在这家报馆呆着不展开工作吧。

陈伯康心里很是按捺不住，自己是初来咋到，一切事物都是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先这样过一段时间再说了。

其实事情并不是陈伯康所想的那样，他不知道的是现任的区长现在正焦头烂额、愁云满布，被人家架在火上烤着呢。

军统局现任上海区区长是王天目，去年下半年才从天津站调过来，之前在天津站也是当区长。调任原因是由于上海区前任区长周伟龙被抓，暴露了身份，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区长一职，同时上海区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日常工作继续运转困难。戴笠经过再三考虑，这才调王天目到上海担任区长，希望他能够尽快把上海区的工作给恢复起来。

王天目到上海后，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动，认识的人少，熟悉的人也少，手上能使用的人不足，工作起来非常不便，加上副区长赵天理对他当区长心中不服，时常对区长王天目发布的工作安排不予回应，直接造成上海区的工作形如瘫痪。

这时的王天目哪里还有心思安排陈伯康的工作，来了上海快半年时间，工作成绩看不到不说，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向戴笠戴老板交代的问题，如果在春节前还不能做出点成绩，到时候就不是交代的事了，而是自己这个区长的位置也没脸再继续坐下去了。

陈伯康知道自己的区长叫王天目，也知道这人是军统里的头号特务，这是听某个教官说起过，他和其他三个人好像叫什么“四大金刚”，可惜没见过真人。

陈伯康现在的住所是在南市（今黄浦区大部地方，包括老城厢的豫园等地方）的露香园路一带，俗称九亩地，靠近城隍庙、豫园，周围基本上都是居民区住宅。南市区包括上海的老城厢、十六铺等地，是上海本地文化的精华所在。自淞沪战役结束后，难民们陆续的回到原来所住地，特别是靠近租界的地方，一些人靠着跑单帮或者到租界里的工厂上工，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吃饭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至少不会饿死人了。

陈伯康的房子是租的，一进一出的石库门样式的房子，还不错。不是那种难民们住的四处漏风，漏雨，说个话隔壁都能听得见的房子，，而是租界当局修的。本来是个大房子，为了解决难民的居住，就把房子给改成了5套房子，陈伯康只是租了其中最小的一套。

工作和房子都是上海站的人早就准备好了，所有的证明和相关资料都已发给总部，只是不知道具体是谁来，什么时候来，也就是说，不管是谁来，带上手续和资料，就可以工作和入住了。

陈伯康来上海是一个人，没有人迎接安排，来的路上，送行的人对他说了句忠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更不要相信他人的帮忙之类的话语，否则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还会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怎么和接洽人员联络只给了一个紧急联系方式，一般情况是不会有人接头的，所以有些事情，或者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去解决。

陈伯康忙完了校对的工作，伸了伸懒腰，觉得有些饿了，伸手往怀里摸了去，还有几十块钱，那是戴笠派人给的200元置装费剩下的。他用置装费置办了三套行头，一套是冬装的棉袍，一套是夏装的布袍，还有一套是西装，如此一来，两三年内是不用再购买衣物了。

在街道拐角处，陈伯康吃完饭，又回到报社。在报社里，向毛编辑请教了一下，问还有没需要校对的文稿。毛编辑很是热情的看了看桌上的文稿，然后告诉他，现在没有了，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可以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现在的工作要求陈伯康如果能够提前完成，就可提前下班回去，否则就反之。

陈伯康谢过毛编辑后，离开报馆，来到电车站等候电车。这几天，他每天上下班都要乘坐有轨电车，然后再走一段路才能回到住所。

不知是不是在学校呆的时间过长，还是有这个职业的本能了，陈伯康对这段路程计算过时间，走路要花大概二十四五分钟，等候和坐上电车要花十五到二十分钟，也就是说他每天上下班需要花接近一个小时。

下了电车，在回去的路上，陈伯康顺便买了份便当充当晚饭。在没和上级取得联系之前，他不敢随便花钱，万一钱不够了，工资也没发，自己就只有挨饿了，这事可是他不能接受的。鉴于现状，他不敢对那些要钱的和寻求帮助的人做出任何帮助，全都对他们两手一摊，做出没钱的姿态。

现在的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人能够相信，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与他帮助。放在他眼前的首要任务是要生存下去，对是活下去！否则，他只能一事无成的滚回去。

来了三天，新鲜劲刚过。上海的高楼大厦让他感叹过，繁华的商业让他兴奋过，穷苦潦倒的人也让他感到愤怒过。当这一切都过去后，面对现实，生存这个字眼就摆在了他的眼前。

陈伯康回到住所，吃完便当，躺在床上嘴里念叨：“******，******，******…….”

******是陈伯康手中房契上的租赁人的名字叫******，因此他来到上海使用的化名就叫这名。一想着自己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要叫这名，心中还是很兴奋的，因为自己终究是踏上了这条路，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

“姆妈，我饿，我要吃。”窗外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吃，吃，就知道吃！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你这个佬吃鬼！”一个女人的声音骂道。

紧跟着，又传来一个男人大骂女人的怒喝声。这一下，整个弄堂都闹哄哄的，有出来劝架的，有旁观看笑话的，有护着孩子出去躲避的。

陈伯康起身关上窗户，眼中既怜悯又是哀叹，什么时候才能让老百姓过上不缺吃不缺穿的日子啊。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陈伯康无声的看着，他知道自己现在帮不了他们，就算把身上的钱全都给了他们，过不了两天又照样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现在的他要做的就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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