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刺杀迷雾

1939年1月下旬，陈伯康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半个月，逐渐开始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可是，现在的他即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令，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开展工作的信息。

陈伯康那颗年轻的心依旧燃烧着浓烈的战斗之火，向往卫国杀敌的行动，并没有被上海这花花世界给迷惑，也没有被残酷的世界给湮灭。

陈伯康每天都默默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把发生的一切事都记在心里，对周围的人也悄悄地分析，并分门别类牢记。他认为，现在既然自己的上级没有与自己联系，一定是有重大事情要做，只是暂时搁置自己，一旦情况有变化，肯定会联系自己的。万一需要自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个鸡肋，那就注定自己是个无用的人。所以现在自己一定要做些准备工作，一旦需要就能拿得出手，不说独当一面，至少能够增加助力。

这段时间的工作，陈伯康和周围的同事逐渐熟悉起来。他用自己的勤奋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周围人的认可，同时和保管内的编辑们和排字房的工人们都熟络了，有时相互还开起玩笑来。这个效果让他有了生存下去的底气，还滋生出想要发展自己的线人。

来上海的十多天，他现在连上海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去逛过，比如什么大世界了，什么跑马场了，一个是钱不够，二一个是身份不允许，否则必定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甚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限于自己的身份和资金，陈伯康清楚凭借自己现有的条件，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最多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发展几个消息来源，更说不上去发展下线或者同志了。

陈伯康不愿坐以待毙或者是蛰伏待机，这不是他的性格，也不是他来上海的任务。他想要有所突破，就算自己的条件不够，也要凭借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创造一些机会，这才是他所想要的，而不是做个无用的人，白白的来一趟上海。

1月22日，陈伯康和往常一样去上班，在路上买了份《文汇报》边走边看。上了电车后，他无聊的的翻动着报纸，在第六版猛然看到一则消息，《陈宁潮昨遭枪击》。

他收好报纸下了电车，快步跑到办公室，看了看桌上没有新的稿件，就拿出报纸仔细的观看起来。

报纸说昨日，南丰印花厂主陈宁潮在法租界茄勤路志仁坊20号的家中被刺。具体情况是，21日下午其人从工厂返工回家后，与家人正在楼下餐厅用餐时，突然闯进来四个人，在同陈宁潮对话并确认其身份后，拔枪对其开枪射击未致命。陈某拼死反抗，和行刺者纠缠在一起，却被其同伙见机不妙强行分开。开枪者趁机对陈某射击，击中陈某腹部。陈某家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行刺者及其同伙趁乱逃逸。陈某随后被家人送往广宁医院救治，但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

陈伯康看完之后，又从头看了一遍，发觉其中多有蹊跷之处。一个印花厂的老板被四个人在家中刺杀，明显其中多有疑问，从眼下上海的现实情况看来，暗杀他无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勒索求财不成，痛下杀手，一个是不听话而被刺杀，作为警示他人之用。

第一个原因看起来可能性不大，与其这样刺杀，不如直接绑架本人，而且还安全。

第二个原因反到可能性很大，这个陈宁潮当汉奸，或没当汉奸，引起对方的恼怒，决定杀了陈宁潮，给像陈某这样的工厂主一个教训，或者警示。至于是汉奸还是军统的人做的，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陈宁潮的相关情况还不清楚，做不出结论。

陈伯康想着想着，突然感到有些兴奋，自己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做收集情报和刺杀的工作。现在，自己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像样的情报，那就只能做刺杀之类的事，只不过自己的目标是汉奸和日寇，而不是像这种不明不白的去杀人。

第二天下午，陈伯康看着手中的文稿，眼睛大大地睁着，呼吸有些急促。这稿件的标题是《北泥城墙附近副探长遭枪击》。

内容是，23日中午，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北泥城桥附近，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探长黄福生身中两枪。并介绍黄福生其人，31岁，原籍苏州，在租界捕房工作。自从租界内迭生刺杀案件后，警务当局特组织刑事第八科，专门办理此类案件。黄福生亦被调到该科工作，曾破获案件多起。

文稿详细叙述刺杀发生过程，黄福生当天身穿洋服，由北西藏路安宜邨67号外出，乘坐自备包车经虞洽卿路牯岭路口时，突然有人对其开枪射击。首先约开6、7枪，黄某设法躲避，继而又开5、6枪，黄某的后腰及头背两处各中一枪，遂流血倒地。刺客等人于人群中逸去。该处的岗捕听到枪声后，立即电话报告捕房，同时召一路过的洋人汽车，送黄福生到宝隆医院（今同济医院）救治。当刺客袭击黄福生时，该处路旁有一苦力被流弹擦伤手部。而黄的包车夫并没有受伤，但已被吓得魂不守舍，黄的包车上弹痕累累……..

陈伯康的脸色波澜不惊，但内心很是激动，兴奋，有一种看见家人般的感觉。他能肯定这一定是在上海的同志们做的，而且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

连着几天，陈伯康的心情真是开心极了，他现在明白戴先生没有骗自己，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在报效国家，为国出力。

1月30日，陈伯康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标题是《马育航遇狙毙命》，内容是29日下午，伪维新政府参议马育航在贵州路新新旅馆6楼605房间内被击毙。马某被击毙时身穿衬衫，外罩灰色呢子夹袄，下穿白色的单裤，脚着一双拖鞋。看现场情况像是刚从床上起来，即被击毙，凶手随即逃逸。马育航头部中枪，子弹仍留在头内，随后被送至仁济医院{今西院}救治，但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陈伯康想到自己的同志们都在行动，都在为国效力，而自己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只是白白的浪费时光。

“我该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就盘旋在他的脑海里，让他一时间都忘记现在上班，忘记了该做的事。

“我是时候弄一把手枪了。”陈伯康用左手使劲的搓着右手，一想到枪，他的手就有些发痒了，从启程开始到上海后，他就在也没有没碰过枪了。

这几天，看到这些刺杀的消息都是用枪做的，百分之百是用手枪干的，做这事的人不是自己人就是汉奸特务。现在不管是谁做的，自己得赶紧的想办法搞到一支手枪，以便自己将来好做些事。

陈伯康内心兴奋的站起来来回走动，想着该怎么去搞枪，猛地右手往左手掌一击，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兴奋过头了，这地方还没弄清楚，交通也没有摸透，就慌想着搞枪，不要到头来把自己给栽进去了。”

这一想法就像给陈伯康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让他清醒过来。眼下上面还没人来和自己联系，自己只能尽可能地在这段时间里多做准备工作，什么地形地貌，建筑物，人员交往等等，都要做到前面，“预则立，不预则废”嘛。

“当然包括搞枪了”。陈伯康笑着想到。

接下来两天，陈伯康决定去找报社主持《夜光》副刊的编辑朱编辑，名叫朱惺公。这位朱编辑具陈伯康的了解，他一直坚持宣传抗日救国，在《夜光》上出过《菊花专辑》，盛赞历史上民族英雄坚守大节的精神；还连载过《汉奸史话》，把历来的汉奸都登载在报纸上，让这些汉奸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朱惺公写的这些专辑和连载的《汉奸史话》，陈伯康在前段时间从报社的库房里找了出来，全都看过。特别是看到他用“陈剑魂”的笔名将汪精卫当年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于狱中所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讥讽汪精卫卖国，感到最为高兴，这种话发表在报纸上，犹如被人当面唾骂。

陈伯康觉得这位朱编辑这人是个充满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真正的中国人，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引起汉奸日寇的仇恨，会带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人值得自己帮他一把，而且自己也趁机把周围的地形熟记，以便他日有用，同时还不会受到他人怀疑。

陈伯康见到朱惺公以自己求学为名，希望能够每天能和他一起回家，路途上便于自己向他求教学问，还不耽误他的时间。朱惺公听了他的请求后，当即一口答应，并说，只要必影响工作随时都可以来找他。

陈伯康听了大喜，高兴地连声对他说感谢，并说他将以学生之礼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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