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与弟弟们的关系还算和睦，至少433年前后是这样的。

在他的一众兄弟里面，拓跋丕、拓跋范和拓跋健是其中的佼佼者。

433年正月26日，拓跋焘任命乐安王拓跋范为秦雍等五州军区司令长官、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防守总司令官，由其负责国家后方的稳定。

这是一项重任，因为长安位居北凉、吐谷浑、仇池、刘宋等大小四个政权的攻击范围之内，地理位置敏感，且长安作为历史名都，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拓跋范不但任重，而且道远。

另一方面也说明拓跋焘对这个兄弟的信任，但因拓跋范到底年纪尚轻，所以拓跋焘特别挑选了德才兼备的平西将军崔徽、征北大将军张黎，担任拓跋范的副总司令官，共同镇守长安。

崔徽是崔浩的叔叔，能识大体，张黎清廉公正，都是不可多得的良佐，拓跋范也不负所托，表现得极其谦卑宽厚，三人配合十分默契，关中治理得井然有序，宣告安定。

就在拓跋范大显身手的时候，永昌王拓跋健，也正大施拳脚，奉命领军救援辽西。

冯崇被逼反之后，冯弘也不理会魏军的威胁，立即派大军讨伐这个逆子，说到底外敌难免，而内患可恨。

冲动带来的问题也很显著，冯弘倒是本着“替天行道”般的初衷，可惜并不理想，北魏铁骑兵团可不是吃素的，拓跋健很快就把围攻辽西的燕军击溃，北燕再遭重创，冯弘的处境也更悲摧。

2月1日，拓跋焘任命化险为夷的冯崇为幽平东夷军区司令长官、车骑大将军、幽平二州州长、辽西王，主管辽西封国政府机要，指定辽西等十个郡作为采邑，行使皇帝职权，可以直接委派封国政府行政官、州督导官、以及征虏将军以下的杂号将军。

冯崇这个父亲大人的弃子，在国内饱受屈辱，一朝翻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很快就想起昔日的恩情，自己说什么也对父亲动不起仇恨，看着故国领土日渐缩小，心里还是略觉伤感，可又想起顽固的父亲，只怕最后仍不免相见沙场，结局定不美满。

能让两国和解就好了！

冯崇于是开始各种运作，一面秘密派人劝冯弘求和，一面做拓跋焘的工作，希望能让魏军手下留情。

然而一开始，计划并不顺利。

原因很简单，北燕一个小国，在北魏发难之初，按拓跋焘的预期，他们就应该服软求和，但冯弘居然敢螳臂当车，拓跋焘当然不爽，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拓跋焘要统一北方，所以北燕势在必得。

但局势瞬息万变，拓跋焘怎么也想不到国内居然在这时候忽然出现动荡，所以不得不考虑先接受北燕的求和，等解决了国内的祸患，再撕破脸皮。

平凉匈奴人、征西将军金崖，羌人、泾州督导官狄子玉，与安定防卫司令延普，互相争权夺利，往往为了寸土寸金，就大打出手，后来金崖和狄子玉组成同盟，动员军队联合攻击延普，结果却不能取胜，暂时退到胡空谷。

延普虽击退敌人，却也吃了好大的亏，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冤情，拓跋焘便擢升虎牢镇防守司令官陆俟，为安定防守司令官，协助延普攻击金崖和狄子玉，并生擒之，解决了这一矛盾。

拓跋焘非常满意，便又提拔陆俟为怀荒镇防守司令官。

结果不到一年，北方的高车部落各酋长联名向拓跋焘指控，声称陆俟执法严苛，性情暴躁，请准许原来的郎孤复职。

拓跋焘不禁开始失望，只好征召陆俟回京，并质问陆俟为什么辜负自己的期望，想不到陆俟非但不思悔过，反而义正言辞地对拓跋焘

说：“最多一年，郎孤一定失败，高车必定叛变。”

拓跋焘顿时大怒，这是一个人犯错误后的态度吗，简直岂有此理，也不再委派官职，让他以建业公的身份返回私宅。

拓跋焘没料到的是，第二年也就是434年，高车部落各酋长，果然击斩了郎孤叛变。

得知此事后，拓跋焘并没有思量对策，而是第一时间找到陆俟，惊奇地问道：“你怎么料事如此准确！”

陆俟解释说：“高车部落不知上下礼仪，所以我才用威严的手段统治，严格的法律制裁，打算渐渐教育他们，把他们引上正途，起码知道尊卑规矩，各酋长厌恶我的作为，控告我没有恩德，转而称赞郎孤，我因此获罪，受到罢黜，郎孤复职后，感激各酋长对他的称赞，盼望自己的声誉更高，于是对他们更加宽厚，殊不知，对于没有教养的人，越是对他们宽厚，他们越是容易骄傲放纵，最多不过一年，胡闹放肆到了极限，尊卑无法保持，郎孤忍无可忍，势必用法律纠正，但大家放纵惯了，突然来这一手，当然不会接受，祸乱也便由此产生。”

拓跋焘听得心服口服，笑道：“你身材虽短小，思虑却很长。”当天便任命他为散骑侍从官。

陆俟之才，北魏之幸，有这样的人才治理国家，拓跋焘当然高兴。

高车部落的叛变，给北燕以喘息的机会，434年闰3月18日，冯弘终于不再固执己见，派政府行政官高颙，上疏请罪，并愿呈上最小的女儿充实拓跋焘的后宫，还把北魏使节于什门送回国。

于什门414年出使北燕，之后被扣押，到本年已滞留了21年，始终不肯屈服，保持高昂的气势，回国之后，拓跋焘把他誉为当世苏武，任命他为执法监察官，赏赐十分丰厚，用正式奏章到皇家祖庙祭告列祖列宗，并向全国公告这一忠臣的事迹。

冯弘算是为了两国和平，向前迈了一大步，拓跋焘也不再坚持，同意接受求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征召北燕太子冯王仁到首都平城晋见。

冯弘这时却露了怯，认定爱子是有去无回的，所以坚决不让冯王仁去当人质，散骑侍从官刘滋警告他说：“从前刘禅拥有重山之险，孙皓拥有长江之阻，结果都被晋国生擒，为什么？只因强弱对比悬殊。

而今我们的衰弱比蜀吴更甚，而魏国的强大，也远超当时的晋国，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恐怕国家将面临覆灭的灾难，但愿早日送出太子，然后奋发图强，整顿吏治，安抚人民，招收离散逃亡的人民，赈济饥苦穷困，奖励耕田种桑，减轻减免差役赋税，国家或许还能保全。”

这一番分析当真精彩之极，原因入木三分，对策一针见血，然而却触动了冯弘的敏感神经。

冯弘为人自尊心极强，虚荣心极盛，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儿，被刘滋戳中了要害，瞬间大怒若狂，竟将刘滋斩首。

于是先前的那些努力也付诸东流，女儿白送了，于什门白还了，虽然最后仍不免这种结局，但仍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能够绝处逢生，可惜冯弘却毅然将这万分之一变成了万分之零。

6月20日，拓跋健再度领兵攻击北燕，收割燕国境内的田地庄稼，强迫居民迁移，一点点吞食着北燕。

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魏军都是以这种方式发起挑衅，以致北燕的国土越来越小，局势也越来越危急。

此情此景，举国上下都知道覆灭只在旦夕之间，冯弘自然也心知肚明。

朝会上，以祭祀部长为首的文武官员，再劝冯弘把太子送去作人质，以换取国家和平，冯弘凄然说道：“我不忍心做这种事，如果真的难逃此劫，我打算暂且去东南依靠高句丽，等待日后再卷土重来。”

官员们仍然力谏，冯弘执意不听从，派政府行政官阳伊，充当密使，去请求高句丽国王高琏出兵迎接。

一晃到了436年2月6日，冯弘派人到北魏进贡，谎称马上就送太子冯王仁去当人质，但拓跋焘却已失去了耐心，准备即刻出兵讨伐。

2月10日，拓跋焘派出使节十余人，分别前往北燕东面的邻国和部落，解释了北魏不得不对北燕实施军事行动的原因。

4月，娥清和古弼率领前锋部队，迅速攻陷了北燕的白狼城，直指燕都和龙。

与此同时，高句丽将领葛卢孟光，率骑兵数万人，跟随燕使阳伊抵达和龙，驻扎临川防御。

北燕政府最高行政长官郭生，因人民普遍不愿被强迫迁到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于是顺从民意，打开城门，迎接魏军入城。

面对从天而降的惊喜，魏军却懵了，怀疑其中有诈，不敢进入，郭生于是就集结城中军队攻击冯弘，以表明诚意。

但就在这一间隙，北魏丧失了围剿冯弘的最佳时机。

冯弘很快就招引高句丽军，从东门进城，与郭生在宫门前格斗，郭生中箭身亡，葛卢孟光率军夺取了国库和军械库。

高句丽那种穷僻壤的小国，士兵的眼界才有多大，北燕虽然也不大，却已经历了多个政权的洗礼和熏陶，要比高句丽进步得多，高句丽的将士们活脱脱地上演了一场村姑进城的戏码，将军带头脱掉自己身上的破烂军服，换上北燕的新装备，抛弃手里的破铜烂铁，拿起北燕的精良刀剑，然后在城内大肆掠夺，就算是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东西都和宝贝一样吸引着他们的眼球。

虽然援军有点拿不出手，但总算聊胜于无，5月5日，冯弘率龙城现有居民，在高句丽的保护下，全体向东迁移，妇女们身披铠甲，在大军中间，政府行政官阳伊率精兵在外围巡逻，高句丽葛卢孟光率骑兵殿后，两军相并，同时前进，前后长达80里。

立国30年的北燕政权到此终结。

正巧古弼在庆功宴上喝高了，所以没能及时追击，于是魏军错过了第二次围剿冯弘的良机，冯弘一行得以安全撤离。

而且冯弘临行前还下令焚毁宫殿，大火十天不熄，魏军虽打了胜仗，一来没有取得俘虏，二来也没得到战利品。

拓跋焘得到这一报告，怒发冲冠也不能形容其愤怒，立即下令把古弼、娥清装入囚车，押送平城，把这两个国家大将贬为看门士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