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高潮，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