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浩浩荡荡的灭佛运动,让崔浩极为欣喜,终于完成了他多年来的夙愿,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内一家独大的教派。
所谓物极必反,崔浩此时堪称位居自己的人生巅峰,从另一方面来看,还意味着他的人生马上就要走到下坡路,而且是急转直下。
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
虽然他平生得罪过无数人,但有个人却是他无论如何都得罪不起的,那就是当朝太子拓跋晃。
许多鲜卑官员与崔浩的关系也不好,但因崔浩是国家一品要员,所以没有哪个官员能挑战其权威,甚至拓跋焘也对他言听计从。
拓跋晃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尊贵的储君,未来的主宰,身边围绕一大群朋党,且都是为了捍卫太子荣耀和自己政治前途,而不顾一切的极端分子。
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谋,以及皇帝的宠信,在朝中独揽大权,异常强势,尤其在成功说服皇帝消灭(表面上)佛教之后,更加无所顾忌,认为国内已无人能找自己的晦气,除了皇帝以外,谁都不放在眼里——包括太子。
但崔浩聪明一世,终究在过于顺畅的环境里犯了平常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得意忘形。
崔浩的两重身份就已经为他划定了行动的界限,一是汉人,一是朝臣。
在鲜卑人政权,汉人身份意味着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鲜卑人的明枪暗箭,一旦被抓住小辫子,立即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身为朝臣,无论做得有多成功,都只是皇家的服务人员,对皇帝和未来的皇帝(也就是太子)是最应该心存敬畏的,除非想要造反,不然就一定不能与他们对抗。
崔浩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一方面无视鲜卑同僚的威胁,另一方面还不把太子当回事。
因为灭佛一事,拓跋晃对崔浩恨之入骨,而崔浩丝毫不知收敛,曾推荐冀、定、相、幽、并等五个州的知识分子数十人,头一次起用,就让他们担任郡长。
以崔浩的能力和地位,做这些事原本也掀不起多大风浪,但却成了太子的突破口,在此大作文章,上疏拓跋焘说:“在此之前,征召延聘的人才,担任现在的职务已经很久,他们辛苦勤劳,还没得到回报,应由他们优先升任郡县长,崔浩推荐的人,则填补他们的空缺,况且郡县长的主要工作是治理人民,最好也该让有行政经验的人担任。”
但此时拓跋焘还对崔浩非常宠信,任由崔浩放手去做,崔浩便固执己见,终于分派那些人到职,让太子异常尴尬。
从此二人的矛盾越发深刻,终致不可调和,而最终拓跋焘还是选择站在族人和儿子这边,无情地出卖了昔日的战友。
那是几年后的事,实际上拓跋晃已开始暗中筹划扳倒崔浩了,一个天大阴谋悄悄酝酿着,主人公崔浩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势将去,才追悔不及。
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未知,无论未来是喜是忧,听从内心的指引,一步步把未来变成当下,乃至过去,正是此生最大的意义所在。
当完成这些事,不论结局如何,已经是成功了。
当然不同的人,想法也千奇百怪,心中定义的成功更截然不同,未必都能悟透这一人生的本质。
聪明如崔浩,他追求的境界也超乎常人,试图把握精神的制高点,要将自己的意志传播大江南北,自己的信仰普及四海八荒。
这注定是一项万般艰巨的任务,但崔浩发现虽然有诸多问题,进展却还是不错的,于是更坚定了信念。
而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都注定由他全力承受。
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后果,而且不管中间多少曲折,最后都会施加在行为人身上,正如佛教所说,因果都在循环之中。
盖吴在国内引起这么大风波,最后也难免会吞食自己种下的果子。
446年2月,逃到北山之后,盖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毕竟微弱,于是再派使节到刘宋上疏刘义隆,请求派军支援。
刘义隆当即下诏,任命盖吴为关陇军区司令长官、雍州督导官,封北地公,下令雍梁二州出动武装部队,驻防边疆,作为盖吴的声援,并派使节送去印信121颗,让盖吴代替朝廷任官封爵。
然而盖吴并不解渴,处境并没有得以改善,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金城传来消息,当地人边固和天水人梁会,联合秦州益州境内各民族一万多户,占领了上邽东城,叛离北魏,周边的氐羌一万多人、匈奴休官部落和屠各部落二万多人,纷纷起兵响。
盖吴大喜过望,对未来不禁又充满了期待。
不过起义军虽然此起彼伏,但北魏国力还没有衰退得那么严重,并不致因为局面的叛变而危及全局。北魏秦益二州督导官封敕文,很快就斩杀边固,对变民集团造成重创。
5月11日,拓跋焘再派安丰公拓跋闾根,率骑兵进击上邽,还没到达,变民余党已吓破了胆,连夜放弃上邽东城逃走。
封敕文一早在城外挖了数道壕沟,防备变民逃窜,双方于是展开贴身肉搏,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
封敕文寻思:“盗贼知道没有生路,所以与我们死拼,战斗力反而提高了不少,应该换个思路。”下令部将高举白虎幡,向变民宣告,投降的一律赦免,安居如初。
变民大军已是强弩之末,本来抱着必死的打算,得此消息,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精神一抖,终于崩溃。
封敕文得意地指挥兵马,将逃散的变民各个击破,对于投降的那部分,当然是杀之而后快,给国家造成那么多麻烦,焉能妄想活命?
盖吴得知老乡们失败的消息,真是又气又怕,集结了被击溃的部众,重新驻军杏城,并改称秦地王,勉强支持。
拓跋焘则决意一鼓作气荡平叛乱,又加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让二人同时统御北方各路人马,前往讨伐。
一支政府军就已经够盖吴周旋了,两位亲王来援,局面几无悬念。
8月,拓跋那大破盖吴,还生擒了他的两个叔叔。
各将领都建议送到平城献功,长安防守司令陆俟不以为然道:“长安地势险要,城垣坚固,且民风强悍,就算平时都不可大意忽略,何况在此动荡之际。
如今不杀盖吴,长安的祸乱绝不止息,盖吴孤身一人,无论隐藏或逃亡,不是亲信,谁能接近?十万大军留在这里,去追捕一个人,不是长久之策,不如得用盖吴的叔叔,以赦免其妻儿为条件,让他们自己去找盖吴,一定可以生擒。”
将领们都认为贼党如果已经溃散,只剩盖吴一人能逃到哪去?
陆俟说:“盖吴天性凶恶狡狯,如果得以逃脱,必定自我宣传,说什么王者不死,用以迷惑愚昧的民众,灾难会更大,这种风险岂是我们能承担得起的?”
将领们说:“你说的对,可是捉到贼寇却不杀,反而放虎归山,如果他一去不返,这个责任谁负?”
陆俟说:“诸位放心,由此产生一切后果,由我陆俟一人承担。”
说到这份上,拓跋那只得同意陆俟的计谋,但将领们依旧不怎么看好。
他们想终究没想到,就在几天后,盖吴的叔叔果然把盖吴的人头带来了。
带头的一死,变民集团迅速分裂,拓跋仁领兵讨伐余党,不久便完全平定。
陆俟因此大功获升为京畿部族司法总监。
就在将士们庆祝利时,安定卢水胡刘超,接过了盖吴的旗帜,集结一万余人叛变,掀起新的波澜。
拓跋焘非常恼火,但又不知如何根除这种现象,就算此次镇压成功,难保没有下次、下下次。
一味讨伐叛乱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完全治标不治本,实际上北魏急需一场重大变革。
多年以前,北魏还只是偏居一隅的小国,地盘小而掌握的资源有限,为了实现迅速扩张,当然还是要靠武力,为了让士兵爆发最大的威力,奖赏措施就特别放得开,任由将士抢夺战果,包括治理地方的官员,也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
这些手段极大提高了鲜卑人的积极性,前期发展神速,一直到吞并整个北方,扩张几近饱和。
当脱离了小国的处境,面临的管理问题也更加棘手,继续采用从前那种强盗流氓式的粗暴手段,再也带不来地盘的扩大(因为已经饱和),更赢不了军功,唯一的结果只是让以前敌人承受的苦难,转移到了国内民众的身上。
内部矛盾一向比外部矛盾复杂得多,因为外部矛盾可以向外疏导,而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只会内部爆炸,最后自食其果。
因此北魏面临的变革是极其迫切而深远的,拓跋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而且也无意多做改变,只能被动地解决表层问题。
毫不夸张的说,拓跋焘带领北魏登上巅峰之时,亦是北魏由盛转衰之日。
新一轮的叛乱兴起,拓跋焘第一时间加授陆俟秦雍军区司令长官之职,并嘱咐他说:“关中接受帝国教化的日子还短,恩德和信誉还没建立,所以官吏屡次叛变,我今天如果交给你一支大军,刘超听到消息,一定同心合力,据定险要,不容易攻克,如果交给你的军队太少,对盗贼又无法控制,盼望你用你的办法取胜。”
陆俟接到诏书,一方面对皇帝的信任感到荣幸,一方面快速思考应对之策,然后单人匹马到长安赴任。
到任所之后,陆俟先派人向刘超分析利害,为表诚意,还娶了刘超的女儿为妻,与之结成姻亲,用来招安。
但刘超自恃人多势众,并没有归降的意思。
对峙多日,陆俟决定亲自出面,到安定与刘超会晤,事先派将领在前开道,刘超让人传话:“随行部队不超三百人,我们酒席招待,超出三百人,我们弓箭侍候。”
陆俟于是只带二百骑兵前往,并且表现得好像是要见多年的好友一般,见到刘超之后,更是极尽亲密,纵情饮酒,大醉而归。
刘超全程一脸懵逼,不知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送走陆俟之后,让问下探查敌人的动向,回报说风平浪静,刘超更加不明所以。
之后陆俟又去喝了两次,与刘超勾肩搭背,丝毫没把自己当外人,刘超渐渐没了防心,反而幻想以陆俟为发言人,向朝廷开条件。
这天陆俟又去参加酒宴,刘超满怀热情地亲自迎接,二人又开始痛饮。
喝了一半,有人报告说外面有五百个汉子经过,声称要暂借贵宝地歇息,并有大批牛羊送上。
刘超好奇地外出查看,陆俟也随着出来,结果却是陆俟的部属,刚刚打猎归来,结果带的水不够了,请求入营歇息。
陆俟佯怒道:“你们这帮废物,自己准备不充分,渴死活该,怎么胆敢找刘将军的麻烦,不知道刘将军的规矩吗!”
五百名士卒面面相觑,为首的老脸一红,忙向刘超致歉。
刘超看着陆俟气呼呼的神情,再望着五百名汉子的窘迫,忽然笑了出来:“这叫什么话,大家都是自己人,快进来休息便是。”说着示意守卫开门,然后搂着陆俟就往回走。
酒宴继续,陆俟喝得更急,没几下就醉倒了。
刘超也喝着东倒西歪,让人扶着陆俟,然后一起去房间休息。
几人行至半路,陆俟忽然醒了过来,从卫士腰间抽出佩刀。,挥刀砍死了刘超,然后抢上马背,在军营里大声疾呼。
之前打猎的五百个汉子,应声而动,果断出击,将刘超的部队杀得落花流水。
叛乱再次平定,拓跋焘惊喜之下,把陆俟召回中央,担任地方部族司法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