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刘义宣事件之后，刘骏对皇族势力越发忌惮，甚至已到了万般厌恶的地步，对相关情况十分敏感，稍有风吹草动，立即怒目而视、大打出手。

雍州督导官、武昌王刘浑，与左右侍从闹着玩，写了一份文告，自称楚王，还改年号为永光，设立文武百官。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胸无城府，情商低下，即便做出了如此举动，但国人都知其无恶意，更多付之一笑而已。

但刘骏显然不那么认为，从自己的上位经验和族中叛乱，得到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要防微杜渐，得到汇报后，第一时间下诏剥夺了刘浑的所有官职和爵位，贬作平民，并放逐到始安郡。

455年8月初，刘浑抵达始安，但风波却并未终止，刘骏到底没有放过他，派员外散骑顾问官戴明宝，打着安抚的名义前往斥责刘浑，并强迫他自杀。

这之后，刘骏变得神经衰弱起来，总幻想家里哪个亲戚正在图谋害他，纠结了一个多月，终于下定决心要继续削弱王侯的实力。

10月1日，刘骏授意江夏王刘义恭和竟陵王刘诞，让他们上奏请裁减王侯的车辆、衣服、器物、乐队、舞娘等九项特权。

奏章呈上之后，刘骏又暗示有关单位，把要裁减的特权增加到24项，诸如王侯们听取报告和处理公务时，不能再像皇帝一样面向南而坐，佩剑不可以做成鹿卢形，秘书长、封国宰相及其他官员，对王侯不可称臣，只可称下官，且辞职后关系立即解除，不可追敬。

除此之外，刘骏还把宋初开创的典签制度发扬光大。

在他之前的时期，典签也即收发官的主要职责是辅佐年幼的皇子，上传下达皇帝的诏令，不致于因为皇子年幼而在地方生出事端。

但刘骏时代的典签，权力迅速膨胀，即使年长的皇子或是庶族出身的高级官员，去主持地方事务，也由典签总揽全局，不只上传下达，还接受官属报告工作，成了实际上的地方领导，直接对皇帝负责，只要他们不同意，甚至地方上的人事任命都不能通过。

北魏没有典签，但皇帝对部下的猜忌也非常可观。

拓跋濬即位之后，北魏国内接连发生一连串的谋逆案，一些国家重臣包括皇族中人，都遭杀害，其中有多少是确有其事，又有多少是诬以谋反，史书虽无详尽解答，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国内刚刚结束一场混战，民心思定，这是其一。其二，综观那些“谋反”之人，有多少是真有谋反实力的，又有多少是有谋反动机的？几乎没有。

从453年2月起，一直到本年455年，卷入谋逆案的人有京兆王杜元宝、建宁王拓跋崇、拓跋崇的儿子济南王拓跋丽、濮阳王闾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拔、……

这些人无不身居高位，战功赫赫，只因未能在迎立拓跋濬之初站对队伍，终于招此横祸。

其中的拓跋仁曾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掠夺一个李姓姑娘为妾，在他死后，李姑娘依律被发配宫中为奴，结果在一个特别的日子，被拓跋濬看到了，拓跋濬瞬间便被勾走了魂魄，当天就把她强行带到斋库中大施拳脚。

此后许多天，拓跋濬几次临幸之，并封其为贵人，李贵人的肚子很争气，竟怀了龙胎，后生了皇子拓跋弘。

拓跋濬不过十岁出头的年纪，拓跋弘是其长子，所以顺理成章地封为太子，而李贵人则也顺理成章地被处死。

于是成就了另一个女奴冯氏。

拓跋濬似乎尤其喜欢在奴婢中间寻找快活。

冯氏倒也不是寻常奴婢，她是辽西公冯朗的女儿，北燕末帝冯弘的孙女。

虽是皇族后裔，但因北燕早就覆灭，冯氏并未因此获利，其父冯朗甚至因此获罪，冯氏也被牵连，被发配宫中为奴。

所幸冯氏有个姑姑是拓跋焘的昭仪，所以在宫里的日子还算过得去，直到遇到拓跋濬，生活更是发生了天翻覆地般的剧变。

两人相遇时，冯氏不过14岁，却已出落得极为水灵，在一帮奴婢里面仿佛鹤立鸡群一般，拓跋濬也极为年轻，心头一热，便把冯姑娘立为贵人，等到立完太子之后，又李贵人依律当死，于是冯贵人顺利上位成了一国之母。

那是456年正月29日，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不但对于冯皇后，更对于北魏全国，因为冯皇后正是因为成了皇后，才有机会在将来带领北魏进行一次重大变革。

拓跋濬不必等到多年后，此时就满心欢喜地准备做点什么了。

除了清除异己，排除潜在威胁，拓跋濬还做了不少努力：

458年正月1日，北魏公布禁酒令，凡制酒卖酒和饮酒者，一律斩首，遇婚事和丧事可暂时解禁，但也有一定限制。

之所以有此规定，是因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普通小民，常因酗酒闹事，或借酒议论国事，拓跋濬可以容忍他们发酒疯，但绝不能议论皇家。

为了保证禁酒令的施行，拓跋濬开始在朝廷增加秘密警察，这些人除了监督法令的实施，更重要的任务是侦察朝廷各单位以及各州各镇，经常换穿平民衣服，出入官府衙门，搜求百官的过失，呈报拓跋濬，然后由拓跋濬根据实际情况授意主管机关处置，只要列入黑名单，立即实施逮捕，苦刑拷打逼迫其认罪。

为了罚有法依，拓跋濬又下诏凡是官员受贿布匹满二丈，一律斩首，又增加法律条文79章，章章要人命。

这一套三连环，把官民吃得死死的，拓跋濬小小年纪，倒是颇有手段。

所以他深知一味唱黑脸，似乎会适得其反，于是做了一件影响吏为深远的事，那就是让佛教重新兴旺起来。

在他上位之初，其实已经放宽了对佛教的限制，几年后为了拉拢民心，对佛教更为包容，借着旱灾的机会，下令全国恢复所有寺庙的香火，再之后又动员大量民工，在首都郊外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