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他们对青藏高原53处古代人类遗迹的动物骨骼、植物遗存及人工制品进行了研究，旨在“认识古代人类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生计模式(如：狩猎采集、粟黍农业、麦作农业、游牧等)扩散到青藏高原的哪个(海拔)区域，是季节性活动还是永久定居？” 研究表明，古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可能分为三步。第一步，距今约两万年至约5200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进行低强度的季节性游猎；第二步，距今约5200年前至约3600年前，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久定居；第三步，距今约3600年前以后，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向高达47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

研究显示，大约距今6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粟黍农业快速发展，随后人口迅速增长，迫使一部分人群沿黄河及其支流河谷向西迁徙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这部分人群以种植粟黍(谷子、糜子)为主，而粟黍的生长受温度限制，因此当时人类主要定居在海拔2500米以下地区。

距今4000年前左右，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文化交流增强，起源西亚地区的大麦、小麦等农作物和家畜羊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又促使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谷地的人群于3600年前左右向更高海拔扩散，其中大麦成为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人类依赖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项研究厘清了古代人类向世界最高海拔地区扩散过程的时间框架，对理解人类如何适应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极端环境，以及认识主要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生活的藏族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董广辉说。

参与研究的还有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柴达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华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城大学、美国华盛个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壮美的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这片神圣的净土埋藏着无数有待探寻的奥秘。2017年6月17日第二次青藏高原大规模综合性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距离上一次如此全方位的综合科考,已经过去了40余年。

首先拉开帷幕的是江湖源考察,科考队员兵分四路——湖泊与水文气象考察队负责为高原湖泊“做体检”；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负责钻取冰芯,并探寻“芯”中的气候环境“密码”；古生态与古环境考察队负责追寻史前人类的高原足迹；生物与生态变化考察队负责为高原珍稀动植物居民“查户口”……

为什么要在40年后再探地球第三极?这次科考如何进行?有什么特点?在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科考营地,华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总领队徐柏青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独家专访。

q: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a:既要对青藏高原“四大巨变”做出科学解释,也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记者: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再次组织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徐柏青:本世纪以来,在全球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青藏高原这样,变化如此之快,我们概括为四大巨变。我们亟须对这种变化做出科学的解答。

一是气候巨变。一方面是气温提升快。全球平均每10年升高017摄氏度,而青藏高原是每10年升高03到04摄氏度。另一方面是降水变化大。青藏高原总体上变暖变湿润,但内部空间差异大,北部变湿,南部变干。我们认为这里在发生气候转型,其标志就是整体变暖变湿,说明季风与西风相互作用的过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原因尚不明朗。到底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气候的影响机制发生了变化?这是纵贯科考的大问题,是总领全局的问题。 二是“亚洲水塔”巨变。在冰川加速退缩的背景下,一方面是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冰川加速退缩,另一方面则是受西风带影响的北部、尤其是西北部的冰川,有些很稳定,甚至在前进。这让我们很迷惑。

三是环境巨变。拿湖泊来说,储水量每年增加80到100亿吨。许多湖泊在快速扩张,如色林错、纳木错等,有的咸水湖在变淡。而从岗底斯山脉到雅鲁藏布江河谷,有些湖泊反而在萎缩。

四是生态系统突变。本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整体趋好,生长季延长,初级生产力(产草量)增加,盖度增加,这是利好消息。但也有不利之处,即灾害风险增加,如泥石流、滑坡、冰湖溃决、冰崩更为频繁等。

四大巨变,总的驱动是季风与西风相互作用的变化。探究这些变化的原因,是这次科考最主要的原因。

记者:还有别的原因吗?

徐柏青:有。这次科考,我们提出有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生态文明建设,一个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青藏高原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首先表现在它有水源涵养的作用。它是生态源、气候启动区,在这里开展科考,可以推动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国家加大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涉及环境评估、灾害风险防范、气候灾害应对能力建设等,我们要通过科考,加强不同国别自然承载力的评估,建立环境危机应对机制,确保农业安全、水资源安全等。

我想强调一点,这是一次泛第三极的综合科学考察,也是一次开放包容的科考。我们邀请沿线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参与进来,共同研究第三极生态环境变化对其内部及周边地区带来的影响,探讨应对措施,保证多边科学家在联合考察中能达成科学上的共识。

记者:从“青藏高原”到“第三极”,再到“泛第三极”,这些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

徐柏青:这三个概念就像斯拉夫“套娃”。“青藏高原”是华夏科学家提出的,主体就是青海、西藏,还涉及新疆、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区,面积约260万平方公里。

但“青藏高原”这个名字太具有华夏特色了,国际上有一些别的称呼,我们认为有必要结束这种命名混乱,提出一种国际上广泛接受的科学术语。

2008年,《自然》上发表文章,提出“第三极”概念,后来被广泛接受。第三极包括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喀喇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

“泛第三极”是刚提出来的,标志是华科院去年开展的国际合作重大项目——“泛第三极环境研究”。泛第三极的区域面积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涉及人口达30亿。

从地球演化历史看,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以及伊朗高原隆起,到高加索、喀尔巴阡山的形成等,在地质演化上都是特提斯造山运动的结果,属于一场板块运动。而从环境影响角度看,这一系列高原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具有一致性,作为一个整体在影响欧亚的气候环境,即加强了季风,塑造了当今亚洲或北半球的气候环境格局,又正在继续发挥作用,影响了矿产资源的形成,产生了一系列其他资源环境效应。所以说,我们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实际上考察范围并不局限在华夏国境内,涉及到中亚、伊朗高原、东欧等地区。这些地区气候影响机制是一致的,也有共同的特征,即南涝北旱。这些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气候系统的自然变化过程,也可能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值得我们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