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行草书法立轴，若是康里巎巎的真迹，价值上肯定不低。虽然同标准真迹找不到准确的参照，但是吴夺琢磨着，如果上大拍，过百万起码没问题。

但如果是高仿，虽然很精到，但实际价值撑死了几千块，这还得有人愿意买。

除非是名人仿名人。比如张大千仿石涛的画，同样很值钱。

但是这幅书法，就算能断定为高仿，却也难断定到底是谁仿的。

吴夺或许能“听”出来，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没用，想倒手一样没市场。

吴夺实际上是挺喜欢这幅字的。

首先这首诗的作者是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能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并驾齐驱的人物。

再者这首诗是《寄孙正之》，是夸人的，夸得还挺高端：“能举丘山惟笔力，可摩云日是风标”。这个挂着看，还是挺舒心的。

最后吴夺打定主意，就算这幅作品不是康里巎巎的真迹，如果能满足两个条件，就拿下。

一个条件是听到的仿写之人有点儿名气，另一个条件是价钱合适。

不过，这是吴夺心里盘算的条件，还有一个现实条件是，得这位老者不买，吴夺才有上手的机会。

结果，这位老者此时开口对摊主说道，“这么多人围观，不合适谈价，要不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摊主的态度依然很谦恭很和善，但是嘴里的话却是另外一个意思，“老先生，这样的好东西，我也是费了大力气得来的，不怕人多，不怕鉴赏，来路更是没问题。”

老者想了想，“人多未必都是真想买的，看热闹的多。”

摊主应道，“没事儿老先生，就这里谈吧。”

吴夺暗忖，摊主不想和老者私下谈，应该是因为现在正是交易的“早高峰”，想这时候在市场里多曝光一会儿；而这幅书法，可能是他今天摊子上的东西里的重头。

如果和老者私下去谈，那就得暂时收起来，万一老者磨磨叽叽浪费半天时间不买，过了“早高峰”，真正的买主都走了，剩下一些逛灯的，那就不上算了。

一个人坚决不坚决，不能只看态度；怒声粗气不一定坚持己见，谦恭和善也未必轻易改变主意。这个摊主，现在是铁定不和老者私谈了。

老者也看明白了，“行，那就请个价儿？”

摊主抬抬手，伸出了一个巴掌。

“五千？”老者笑呵呵。

“怎么可能这么低？”

“五万？”

“您老和我开玩笑了。”摊主就是不直接说。

本来笑呵呵的老者变成了大笑，话风却转，“哎呀，是我肤浅了，这么好的东西，怕是五百万也不会卖啊！”

说罢抬手示意，“我要撤手了，你收好。”

这是放弃了。

看了半天，肯定是有想买的意思，结果却因为谈价问题，先后两个让他极不舒服的疙瘩，导致了放弃。

说走就走。

“哎，老先生，古玩行里，谈价总得有几个来回吧？”摊主还喊了一声，老者却不带回头的。

吴夺在围观众人还愣神的时候，就接手了，“再劳烦你一会儿，我也看看。”

摊主便就点点头，和吴夺两人一起又拉开了卷轴。

宁霜他们三个也一直没走，见吴夺上手了，便又围到了吴夺身边。

吴夺刚才跟着老者已经看得七七八八了，这会儿上手，主要就是听。

结果，虽然没有听到是出自何人之手，但是基本内容却也了然了。

这幅书法本身，是明代后期仿写的。

在明代后期，书画作伪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境地。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喜欢收藏书画的人越来越多，尤其以不乏钱财的商贾为代表。

在这种条件下，作伪名人书画来牟取暴利，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产业。

著名的“苏州片”，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

而且在明代后期，书画作伪也不止于苏州。

元代距离明代比较近，“样本”相对较多。所以在当时，仅仅是作伪元代名家书画的大大小小的作坊，也仅仅是在江浙地区，就多达数百家！

而这幅书法的仿写之人，却是出自开封。

“苏州片”之中，画比书法多；而明代后期的开封，也出现了一批人，主要伪造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

什么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宋代的苏黄米蔡······而元代被高仿最多的书法家，主要就是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巎巎这三个人。

开封的这一批人，其中有一部分书法造诣不低，而且模仿能力极强；既然能形成一个产业，也可见一斑。

而“开封书”与“苏州片”相比，最大的差距并不是书法本身，而是做旧水平。

根据一些记载，开封地区伪造名家书法，笔墨形神兼备的并不鲜见；但做旧却不太自然，技术含量相对偏低，容易被识别。

但是呢，这一幅高仿康里巎巎的书法，却又有一些“波折”。

当时伪造出来之后，并不是在开封当地做旧的，而后又经过了苏州钦家的做旧！

苏州专诸巷钦家，在“苏州片”的作伪大军中，名声极响，号称“钦家样”。当然了，这肯定是恶名。

钦家父子兄弟全部上阵，分工协作，伪造宋元以来的名家书画，涉及的名家多达数十人，而且巨幅长卷、短幅小条，等等形式都有。

这幅康里巎巎的书法伪作，出自开封之人；但是装裱和做旧，却又经过了苏州钦家。

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经历，吴夺没有听到，不过大致推断一下；有可能是有人“订制”，对仿写书法很满意，又怕开封装裱和做旧水平不行，便送到了苏州钦家“二次加工”。

其实，即便当时就是开封做旧，这个“不太自然”的问题如今也不会存在了，因为从明代后期到现在，又过去了几百年，已经靠时间来解决了。

所以，这幅作品的真伪鉴定难度确实很大。

这幅书法作品的装裱，吴夺也听全了，共有三次。

第一次装裱，便是仿写之后，装裱和做旧是送到了苏州钦家一并进行的。

而第二次装裱，是在清中期。

第三次装裱，则是在民国初期，也就是现在的装裱。

后两次装裱，吴夺只听到了时间，原因和地点都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