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扬扬的雪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随风飞舞,飞过一排排房屋、楼阁,落在屋檐、树冠、地面,亦或是落在玻璃窗上。
没多久,落在玻璃窗上的雪花因为玻璃另一侧的温暖而渐渐融化、变形,滑落窗台,又再次冻结,积累起来。
玻璃窗的另一面,温暖的房间里,李笠坐在壁炉边,就着取暖炉火烤串,新任中书令张铤作陪。
虽然李笠可以让人准备好各类肉食,但他烤的还是“鱼肉”系列,掺扎着鱿鱼干,算是自娱自乐。
张铤也拿着几串鱼肉丸烤着,两人一边烤串,一边聊天,一如当年在鄱阳时那样。
此刻,同样如当年,两人探讨着历史问题,如同两个故交,烤串聊天。
之所以讨论历史,是因为李笠想要吸取前人教训,从当今天下大势之中,找出蕴含着的“时代脉搏”。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近三百年的乱世,眼看着结束有望。
但是,天下统一后,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因为当年,晋国也统一了天下,却引发了更大的乱世。
李笠不想自己的国家,成为新的晋国,所以要琢磨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想要把握其中的“时代脉搏”,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聊着聊着,聊到一个人:王莽。
王莽是西汉末年的人物,以外戚身份篡位,建立“新”朝。
他的上位,是因为前汉晚期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所以人们希望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当世圣人挽救苍生,而王莽,正好合适。
王莽上台后,进行种种“改革”,譬如“土地国有”、“解放奴隶”。
在后人看来,王莽的许多治国理念和现代人很相似,所以王莽被后世的人戏称为“穿越者”。
被位面之子刘秀(汉光武帝)击败的穿越者。
然而事实上,王莽的施政,并非超越时代千年,而是复古。
所谓的“古”,是八百年国祚之姬周。
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认为只有遵循“古制”,用传说中圣贤时代的方法,才能将陷入死路的国家救出来。
然而,用上古礼法来治理千年后的国家,后果自然是不如意。
张铤讲解:“当时的国家,土地兼并严重,各地豪强占据着天下绝大多数良田、好地,而贫苦百姓无立锥之地。”
“百姓破产,沦为奴婢或强盗,天下各处,群盗蜂起,局势如同即将沸腾的水,一片末世征兆。”
“所以,许多有识之士急切寻求出路,寄希望于古礼、古制,而王莽,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既然土地被大规模兼并,王莽就行古制——井田制,实行“王田”政策,禁止土地买卖,把土地收为‘王有’(国有)。”
“既然大量百姓沦为奴婢,那好,禁止新增奴隶,禁止买卖奴隶。”
“此外,鉴于缺铜、币制混乱,以及国家财政亏空的问题,改革币制,行大钱,甚至宣布黄金一律充公....”
张铤说到这里,苦笑:“土地改革,得罪了天下豪强地主,这些人,一开始可是大力支持他受汉禅称帝的。”
“释放奴婢,意图是好的,可百姓无立锥之地,给人做牛做马尚可苟活,被释放后,无地可种,要么饿死,要么为寇。”
“币制改革,用大钱、劣钱搜刮了各阶层的财富,币制越改越乱,还不如不改,王莽复古改制,愿望和现实差得太多。”
“人们发现,这个当世大圣人的改革,还不如不改,他们过的日子,比起刘家天子当朝时,更差了。”
“人心思汉,于是,汉室宗亲刘秀因时而起,得了河北豪强的支持,很快便力挽狂澜,再续汉祚。”
李笠有空就看《汉书》和《后汉书》,对这段历史算是熟悉,而且,他感觉自己有点像王莽。
王莽的三板斧:土地改革、释放奴婢、币制改革,他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
王莽得罪了豪强地主,触动了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也得罪了很多人。
可是,他没那么傻,知道根据现实,进行合适的改革,而不是生搬硬套。
但最关键的一点,他的军队很能打,谁敢起兵反抗他,谁就要死。
所以,检寺、检籍、检地顺利推行,变相推动了土地改革(大量土地开始缴税),增加了朝廷掌握的户数(大量隐户、寺户转为编户)。
而且币制坚挺、不缺铜(有大铜矿保底)。
与此同时,发展工商业,行厢兵制度(官办工程队),吸纳无地百姓以及还俗的僧尼,让他们有个着落,能够养家糊口。
加上极其能打的军队看场子,目前国内局势一片和谐。
比起王莽新朝的天下烽烟四起,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这还不够,李笠认为政治体制也得改革,魏晋以来的制度,整体上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
而皇权以及适配大一统王朝的国家体制,也得重铸。
前一个大一统王朝,是晋国,然而司马氏的统一,不过是更大乱世的开端,其体制可不敢照搬。
至于两汉的体制,当然也不能照搬,毕竟时代不同了。
而当初后汉(东汉)的衰亡证明,这一套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潮流。
“当时的时代潮流是什么?地方庄园经济崛起,豪强蜕变为世家,新的政治势力开始成型。”
李笠开始阐述自己观点,用后世的眼光,看这个时代的剧变。
“是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让地方大族的经济实力,有了质的飞越,大族变豪强,豪强开始往类世官宦发展,秦汉的体制已经落伍了。”
“汉武帝拼命打压的地方豪强们,在汉元帝时期彻底失控,迅速膨胀,社会矛盾尖锐,引发严重的危机,才有了王莽复古改制的闹剧。”
“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于是,豪强地主们支持宗室刘秀再续汉祚,而豪强们,在后汉时期,迎来了大发展。”
“累世官宦的豪强,蜕变为士族、世家,四世三公的世家,想要挣脱旧体制的束缚,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天下大乱,三国鼎立。”
“魏文帝曹丕为收买人心,让士族们把持九品中正制,士族们有这个利器,得以占据大量资源,实力迅速膨胀起来。”
“九品中正制,是士族政治的根基,而九品中正制的根基,是庄园经济占主流的社会现状。”
“大大小小的庄园,为士族们提供大量资源,维持着家学,维持着门生故吏的关系网,他们依仗九品中正制,把持着政治资源,压制寒族和平民。”
李笠说到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当前时代的脉搏,经济上,还是以庄园经济为主。”
“观念上,依旧士、庶有别,人们对士族的敬仰以及羡慕依旧滔滔不绝,士族们的自矜,还是会大行其道。”
“寒士虽然痛恨士族把持政治资源,但他们想要的,还是成为士族的一员,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就是士族为上流。”
“人人都仰视着士族,这就是巨大的惯性,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
“所以,朕百年之后,肯定有官员前仆后继的上书请愿,请求皇帝给士族们以减租赋、免劳役的待遇。”
“这口子一旦打开,必然走回老路,大量田地和户口,开始从官府的黄册里消失,再次成为大小庄园的名下土地和隐户。”
“而人们对世家高门的追捧,对士族清流的高贵憧憬,会让这些天生贵种,在政治上迟早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
“尤其是宰辅级别的高官,也许,还是会被世家子弟把持,因为世家们长期联姻,相互扶持,操纵选举,事半功倍。”
李笠说着说着,吃了一口鱼丸:“他们忽悠不了朕的儿子,就会忽悠朕的孙子...汉宣帝对儿子元帝的担心,迟早会上演。”
话题有些敏感,不过张铤还是问:“此事恐怕难以避免,陛下有何办法?”
“祖制,用祖制来压。”李笠答道,张铤笑起来:“祖制不过是工具,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换。”
李笠反驳:“朕说的,是有勋贵护驾的祖制,他们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不是汉元帝随便玩死的帝师萧望之。”
张铤又问:“那万一勋贵尾大不掉呢?没有哪个皇帝,喜欢成日里被勋贵念叨,因为勋贵的念叨,在皇帝听来就是威胁。”
“如果皇帝对勋贵起了戒心,必然会起杀心,勋贵们支持的祖制,在皇帝看来,就是枷锁,愈发想要清除。”
张铤随后提起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将来,天下一统,四海升平,飞鸟尽,狡兔死,皇帝对勋贵们的看法,会变成什么样呢?”
“陛下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自晋以来,天下分裂,意味着皇权衰弱...”
“而天下合一,意味着皇权加强已成必然,那么,不断加强的皇权,岂能容得下军中人脉深厚却又对新君指手画脚的勋贵?”
“当新君把勋贵整得七零八落,那么,卷土重来的士族们,岂不就能趁机填补空白?”
这个杠抬得好,让李笠语塞。
张铤接着说:“陛下善战,所以不会把武勋们当威胁,因为没人可以威胁得了陛下。”
“但之后呢?比起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陛下,陛下的儿孙,面对这些武勋,心里难道就不会有别的想法?”
“用勋贵来掣肘皇帝,恐怕行不通,那该谁来呢?八座尚书?”
张铤又说:“如今,陛下定了制度,八座尚书,五年任期,不得连任,除尚书左仆射之外,人选均由皇帝从廷推人选中定。”
“这个制度好,如今祖仆射上任,干得是风风火火,朝士也为五年后的新一轮廷推做准备,人心思定。”
“可将来,一旦士族卷土重来,微臣已经可以想象,他们能把这制度改成什么样子。”
李笠想了想,说:“八座无寒士,科举无前途?”
这个总结很传神,张铤点点头,又补充:“或许,还会以各种理由,附加各类条件,譬如,要参加科举考试,须得举荐。”
“举荐者,须为特定品级以上官员,亦或是取消士、庶分榜,以显公平。”
“公平?”李笠喃喃着,一脸不爽:
士族、庶族的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这一点要花上一两代人才能改变,所谓的科举考试士、庶同榜的公平,其实是不公平。
很明显,只要他的儿孙被忽悠瘸了,张铤的‘预言’,有很大概率出现。
张铤见自己一套连环进攻,打得李笠沉默,便给出建议:“陛下想要定祖制,以特定群体来维护祖制,避免子孙乱来,本意是没错的。”
“只不过,微臣以为,用勋贵来承担这个责任,不合适,不如...”
“不如什么?”李笠问,张铤回答:“不如,依靠科举官僚,他们受益于科举,自然要维护科举以及新体制。”
李笠摇摇头:“扯谈,科举官僚要成为官场主流,大概要几代人时间,朕的孙子,搞不好就已经被人忽悠瘸了!”
“汉元帝当政期间,开启了前汉衰亡的大门,他之后,汉朝就开始病入膏肓,救都救不回来。”
汉元帝刘奭,为汉宣帝刘询(本名刘病已)与发妻所生之子,汉宣帝对于太子,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是因为刘奭觉得,父亲“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因而建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即重用儒生治国,用德政教化百姓,要“重德轻刑”。
汉宣帝就批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自幼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很清楚民间疾苦,明白权力的本质,也知道治国之术。
虽然汉武帝一直在“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起来,却是另一套:阳儒阴法,或称外儒内法、儒皮法骨。
汉武帝时期,真正的大儒并未掌握权力、居于朝堂之上。
只有那些缘饰儒术、内行法术者才真正得势,所以,刘病已也是这么做的,以文法吏为鹰犬,严法治国。
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
结果太子读书读傻了,被儒生忽悠得不轻,柔仁好儒,刘病己判断儿子将来极大概率败家。
奈何,他对患难之妻许平君一往情深,加上废掉太子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明知道太子不靠谱,还是把帝位传给太子。
而刘奭即位后,果然对国策进行了各种调整,其中一条,就是废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就是强行将天下各地的豪强大户迁入关中,在帝陵附近的陵邑定居,成为另类的守陵户。
这制度的目的,就是压制地方豪强,用举族搬迁、连根拔起的方式,避免其在当地做大。
果不其然,陵邑制度废除后,各地豪强有了稳定的发展空间,大鱼吃小鱼的速度加快。
而刘奭又要施行“仁政”,不再重用“酷吏”,朝廷少了一群专门对付地方豪强的鹰犬。
于是,地主豪强彻底放开手脚扩张实力,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引发社会危机。
李笠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要用被利益集团保驾的“祖制”,限制自己后代乱搞,那么,这利益集团目前只能靠勋贵。
但张铤的提醒,让他意识到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能限制皇权的群体,本身就会被皇帝敌视,更别说这群体还握着兵权。
他不怕勋贵乱来,也没有勋贵敢不听话,但等儿孙继位,就未必了。
而科举出身的官僚,想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成为官场主流,需要时间,一代人的时间,是不够的。
更别说时代还有巨大的惯性,虽然寒族痛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把持政治资源,但这种痛恨,更多的是恨自己不是其中一员。
这种心态,更像是后世许多人讨厌腐败,不是讨厌腐败本身,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才怒火滔天。
等到自己有了机会,那就是“真香”。
士族,依旧是人们眼中真正的贵族,毕竟这观念持续了数百年,根深蒂固。
士族女,乃至世家女,依旧是无数人希望迎娶的佳偶。
寒族出身的官僚,无不希望自己能和士族乃至世家高门联姻,提升自家门楣。
无数寒族子弟,都在想着自己和子孙努力,让自家累世为官,家族成为士族,成为世家。
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世家。
譬如,赵郡李氏,祖上据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武安君李牧,时间跨度接近千年,所以,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成为士族,成为世家?
李笠记得,看过的小说里,提到唐朝宰相会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感到遗憾。
这就是时代的惯性,大到惊人,他定下的制度,若能有代表时代潮流的科举官僚群体维护,当然最好,奈何未成形。
若靠勋贵,现在看来不妥,那么,还能靠谁呢?
“陛下,微臣有一个办法,或许能试一试。”张铤要提建议,李笠抬手:“慢着,宦官和外戚,就不用提了,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