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家都表了态，张文英也就不再客气，直截了当的问了一句：“诸位认为咱们民国最紧迫的是什么事？”

“临时政府成立也许久了，列强的公使却还滞留在北京，一点儿没有要南下的意思，这获得列强承认只怕便是最紧迫的事情了。”在座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好开口，最后还是盛宣怀应了一句。

“这么说乍听起来也未尝不可，只是过于抬举洋人了。只要我们自己不先乱起来，洋人的承认那是早晚的事，到时候这公使就要升格为大使了，再着说了，政府已经成立，洋人承认与否都已是既成事实，他们承认不过是锦上添花，不承认也无足轻重。”张文英轻描淡写的说着，其实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毕竟关税等还把持在洋人手中，而这个时候与洋人闹翻也是不智的，当然，他现在说得信心十足也不全是给这些人打气，也是因为他有把握顺利解决这些事。

“那便该是政府的财政危机了。”这次答话的是虞恰清，他在上海也与洋人打了不少交道，洋人对于民国政府自然是缺乏好感的，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若是临时政府对他们完全不加理睬，他们也没什么可怕的，相对来说，钱才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财政危机当然是让人头疼的，不过我想有了那笔公债，还是可以暂解燃眉之急吧，其实说到根本，还是我们的政府太过混乱。又有人浑水摸鱼，中央对地方也缺乏约束，所谓财政危机根本还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当真就那么缺钱。我想孙大总统这个时侯应该也看出些其中的端倪了，多少事从来知难行易，怕就怕在不知其所以然，病根已经找到，以后类似这样地财政危机该是不会再有了。”

张文英这么说自然是有道理的。度过了最初的混乱后，至少在张文英能控制的地区，地方政权已经被牢牢把握，那些敢于跳出来地被一个个铲除。

海关目前还没什么指望，对于张文英来讲，政府最重要的收入莫过于盐税。身为实业部总长的张謇对此也看的分外清楚，心中也是早有计划，他猛烈抨击引岸专商制。认为“中国旧时政治之毒最为灭绝人道者，无过盐法”，引岸专商制“弊有不可胜数者乎。”他通过对旧盐务弊端的剖析，通过对食盐成本、价格与供求关系的分析，总结出改良盐法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由贸易。他根据自由贸易宗旨，对盐的产税等进行了详细规划计划以两淮盐区为试点，推行盐务改革。然而改革必然要损害封建专商及盐务官吏胥役们的既得利益。正如张謇所说的，“引岸之弊已千余年，食其弊者不仅数十万盐商，上自盐政院、下迄缉私营队以及官吏、幕僚、吏胥、牙役、……。无一不恃盐为活。”盐商们虽然失去清朝廷这一靠山，但他们多显贵之人，短时间内便成立盐业公所，鹾商公会等组织，操纵权势和金钱。极力反对改革。浙江地改革计划刚提出，便被引商以金钱运动都督幕府下令暂缓执行。对于张謇的两淮改革试验，“盐商全力抵制，百方运动；盐官群起反对，阻力横生。”当时又缺乏改革所需要的稳定地经济和社会环境。临时政府对于各省无法进行实际控制。淮盐销区各省为了保持地方盐税征收权。纷纷借口财政困难，请求不参加张謇的改革。更有不法私盐泛滥成灾。诸如徐宝山之流成立私人武装，公然武装贩运，气焰何其嚣张。孙中山自然也认为封建专商垄断之敝政必须要革除，但在这样的政局下不得不向盐商妥协，说张謇的方案不是目前立即实行的办法。

张文英对此自有他的看法，在他看来，张謇的改革看上去不错，其实却是等于政府向私盐贩子低头，不说那些既得利益的地方政府和垄断官商不会答应，就是对于改善现在的财政状况也没什么大的好处，孙中山地选择自然是逼于无奈，想来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目前的政局还很不稳，即便张謇的改革计划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进行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革本身就是不智之举，这样一来就等于把人都得罪光了。张文英自己的方案非常简单，原有的盐税根基不去触动，但要盐商们在盐价方面作出让步，张謇在南通的民团扩编为专门的税警总队，严厉打击那些日渐嚣张地私盐贩子，对那些敢于武装贩运地不惜动用最精锐的汉军主力加以清剿，绝不姑息。这样做看上去只是保护了盐商们地利益，其实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大大扩大了税基，同时受到打击的还有那些打着官盐旗号贩卖私盐的不法商人。

临时政府也没有闲着，以办事认真、大公无私闻名的胡汉民被从约法起草委员会调到了最高法院，胡汉民不是法学权威，之前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但他胜在不怕得罪人，能做到翻脸无情，六亲不认，有素有清廉美名，财政部与交通部的弊案交给他来审理真是再适合不过了。这也表现了临时政府的决心。

这些商帮的代表们都没想到张文英身在海外居然也能做了这么多事，自然也就不会有他那份自信。

“咱们民国眼下最迫切的事便是国家如何能尽快富强起来，只有国家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才能幸福，只有国家富强起来我们才不会被列强欺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个，一是银行，二是铁路，三是农业。”张文英淡淡说着。

在座的都是一时之选，听了张文英的话却都不由一惊，这前两个还好理解，这第三嘛在他们看来该是重工业才对，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是农业，其实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便是这前两条张文英与他们所想也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