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天灾、苛赋还是国际性经济大萧条给中国农业造成的灾难，都可在中国社会政治的无序中找到根源，毕竟天灾总会过去，大萧条也不是每天都有，至于苛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不会一直容忍地方上无止境乱收苛捐杂税。
天灾固然不可避免，但过于频繁的天灾就显得不那么正常了，在一定的意义上不管是洪水亦或是旱灾都不仅是自然灾害，普遍忽视沟渠和河湖的管理是造成自然灾害的政治和社会原因。自然灾害的生虽属天灾，但灾害造成的灾难恐怕更多的就是**了。
当农民被逼得没有活路时，往往会铤而走险，或者是去当土匪，也有可能去军阀的部队里当兵。
刘仰岳的报告中为了加强作证，还提到了一段在河南流传很广的八字民谣——“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民谣张文英早在前世便听说过的，只是没想到会出现得如此之早，很显然，这个汤指的肯定不会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汤恩伯，而是土匪，按照当地的方言叫做将，或者干脆称之为老汤。
从农民变为土匪通常是要经过饥民或灾民这一过渡环节的。==晚清的豫西南山区，常年流动着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他们往往是没有自己田地破产农民，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程的修理、养护工作，以此为生，劳作辛苦而所得却很微薄然，那些雇佣他们的人也是在给不出更多的工钱来，何况愿意干这些活地人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匠。但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就这样原本修田筑渠的匠也就变成了打家劫舍的将，以至于让当地人谈虎色变的老汤。而老汤的多少往往又与天灾紧密相连。刘仰岳的报告还举了个同是河南地例子，在河南某县，该县县长向他倾诉了之前两年县上穷于应付的窘况。先是在头一年，那会儿还是前清统治时期，别处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前来抢夺粮物，当地老百姓频频告状，可是灾民太多，县上又力量不足，牢房的容量也有限，而且这些土匪又都是饥饿的农民。==个个悍不畏死，当时的县令也无能为力，以致本地的老百姓指责县令包庇匪类，或贪赃纳贿。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这位县长上任，却更没有办法行使他的职能了，因为该县也是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在他看来。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一是人数太多抓不胜抓，再者逼得太急搞不好官逼民反，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让他一筹莫展地匪患最后竟然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轻松化解掉了。有乡人言：“日前下一场大雨，土匪减少大半”，也就是说下雨之后，那些家里有地的又看到了希望，都回去种地了。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全国比比皆是，豫西地将不过是因为他们处在独特的地理位置才显得尤其突出。类似的张文英也听过很不少。四叔张祖贵便是与绿林中人打过交道的，当初居住过的巨野县所在地曹州也是匪患严重的地方，也曾听人说起过：“咱们曹州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人当土匪也都是因为连年灾荒。”
继续深入研究，张文英还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萧条以来，在各国竟相增加入口关税的情况下。作为“关税壁垒之最低者”的中国就很自然的成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地。然而仔细观察几个月来的进出口变化却有惊人现，中国出口大幅萎缩。而进口猛增，但是工业品进口量增加很少，部分产品甚至还有所减少，真正大幅增长地反倒是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关税之低固然是关税受列强操控的必然结果，但也与中国自身的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是农业国，重视农业，特别是民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素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这本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是必须之举，但问题在于如何算是真正重视民食，如何才能解决民食问题。在各国粮食争先恐后涌入中国市场与国内粮食形成竞争的情况下，中国地商人们依然在想当然地大批进口农产品，就连张文英自己在美国时也谈成了好几笔类似的生意，而与此同时中国地农产品市场依然是几乎完全不设防的，关税水平之低几乎等于没有。进口粮食不征税，出口粮食不允许，是中国政府重视民食问题的表现之一，同时也作为政府关心民生的重要政绩。但弄巧成拙的是未解决粮荒大量进口的粮食造成国产粮食价格暴跌，反而造成了谷贱伤农，禁止粮食出口，但眼下的情形仍然是饥民遍野，饿殍满地，丝毫看不出消除粮荒的一点点效果。这似乎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悖论。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情况，还在临时政府时期就有人提出，但也只是提出而已，并没有人找到解决的办法。政府也曾尝试着做出些努力，然而一切的努力却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在张文英熟知的历史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应对农业危机，一种是美国的罗斯福式的，一种是俄国的斯大林式的，美国人的办法就是大量再杀牲畜，大量抛荒土地，以浪费刺激消费，中国是穷国，也没有美国那么多的剩余物资，经不起这种折腾，真要这么搞老百姓就要暴动了，至于斯大林式的就不提了，可怕的乌克兰大饥荒就是前车之鉴，何况政府虽然并不鼓励，老百姓还是被逼得不得不大量再杀牲畜，惊人的浪费并不比美国人好多少。
张文英心中有另一套方案，之前这是为了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大规模工人失业的，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总比完全束手无策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