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梁启逃到了日本，与老师康有为的仓惶狼狈相比，梁启是得到了日本使馆方面的帮助和掩护，走得还算体面。孙中山等当时便想与之建立某种联系，但康有为以大清忠臣自居，认为孙中山他们是乱臣贼子，很直接的变拒绝了。在旅日侨商的资助下，梁启在横滨办了一份报纸，但一直都不大顺利，后来还遇到了火灾，报纸也就停办了。
既然是出了国，康梁二人也想多走走看看，见见世面，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先是康有为去了加拿大，后来梁启也去了檀香山，在那边他与革命派有了几次接触，不再像从前那样剑拔弩张，却也谈不上有多愉快。后来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梁启得到消息大为振奋，其实他也看出来了，维新运动之所谓失败，最重要的还是维新派手中没有军权，如果自立军能够成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于是他也悄悄赶回国内，谁知这些维新派看上去力量不小，行事却未必就比革命派更高明，海外筹得的巨款迟迟不到，消息却先走漏了，自立军甚至还没来得及起兵就被消灭掉了，唐才常被抓，与其他十一名骨干一起被斩于武汉，眼见事不可成，梁启只得再次亡命日本。
住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梁启学了日语，并能接触到许多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著作和翻译的欧美书籍。事实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真正切实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在此之前地种种充其量不过道听途说罢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他的影响很大，而在此之后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赴北美游历也让他开了眼界，在于革命派的连番论战中不落下风。
但事情终究还是在改变着，当梁启再次回到国内时，他曾经效忠的大清朝廷已经再难左右中国的政局，老师康有为还是去了北京，梁启却没有一起跟去，而是去了上海。后来又到了南京。他的辫子剪了，也就是说他不再是满清朝廷的顺民，在上海地所见所闻让他对这个新生的国家充满了希望，他不再是万众瞩目一言兴邦的风云人物，但他觉得这样挺好，国家渐渐恢复元气，甚至跻身强国之列，做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很不错，他是有才华的，对自己一向很有自信。凭着一身本事在这样的国家里要出人头地算不得什么。
但梁启很快就失望了，南京城里的争权夺利似乎一点都不比当初的北京差，甚至犹有过之，财政一塌糊涂，丑闻不断，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控制也很有限，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是见过几面的，他们地人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仅凭之一腔热血并不能让国家富强起来，南京的兵变更是让他的失望达到了顶点。
江浙湖广的立宪派成立了不少小党。在北方也有不少这样的政党，梁启名声在外，是他们拉拢的主要对象，一些军阀本身就是前清的官僚出身。比起孙大炮，他们当然更看好梁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代表进步党的参选，由于合并了许多地小党，再加上地方上军阀的支持，进步党的声势绝对是不小的，但是大选开始后人们才现代表国民党地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富甲天下手握重兵的张文英。所谓大选也就完全失去了悬念。
梁启还是回到了北京。对了，那里现在叫北平了。也见不到老师康有为了，一年前老师护着光绪皇帝去了奉天。当年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六君子早已不在人间，很多事情都物是人非，留下的唯一遗产大约也只有京师大学堂了，对了，这里也改了名字，该叫北平大学才对。梁启已经无心从政，在这里能够作育英才也不错嘛。
在南京时认识的辜鸿铭也来了。他倒还真是一个怪人，出生成长都在海外，通晓九种语言博士学位，甚至还在南洋的殖民政府里当过差，最后却还是回到了国内，他受的是全盘的西方教育，回国后却一心钻研国学，他到南京比梁启还早，自然是绝他不上对满清政府地忠诚，如今却还始终留着大辫子，就连学生们也难免对他指指点点，不过他地学问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谁也不会仅仅因为一根辫子轻看了这位脾气古怪地先生。要说起来，辜鸿铭虽然狂傲，但与梁启还是很谈得来的。
闲来无事，梁启也会到邻近的天津去走一走。与北平的萧条不一样，天津新建了许多大工厂，有洋人建的，更多的则是国人建的，天津的火车站和码头都贴了许多招工的广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赶到天津来谋生，但那些招工的广告却似乎从来没见少过。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八大胡同的窑姐也在往天津跑，就看得出天津的繁荣已经盖过了北平。之前两个人对于张文英当选大总统并不如何看好，现在看起来，从前的担心倒是多余的了。
现在国家正跟日本人打仗，学校里的学生们也不像从前那么安稳了，有的学生热血沸腾，说是要参加汉军或是国防军到前线去打鬼子去，前些天学校里来了一队大兵，黑衣黑帽，一看便知道是张文英嫡系的汉军，学生们越的不安生起来了。梁启、辜鸿铭还有其他不少教员都颇为担心，这些学生正在完成学业，学生们平日里都很刻苦，教员们教得也用心，其中还颇有一些学贯中西之人，这些学生将来必是国家之栋梁，但他们终究只是一些学生，甚至从来没受过系统的军国民主义教育，难道当真要让他们上前线去送死吗？
梁启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见见张文英，可事到临头，他却又踌躇起来。自己与张文英的确算是旧相识，但由于老师康有为的关系，双方并没有什么交情，甚至应该说还有些矛盾，自己去当真会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