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对于梁启还是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失败都是极沉痛的打击，菜市口六君子血迹未干，康梁还惶惶不可终日，正在四处躲避朝廷的追杀时，便已经开始思索失败的原因。康有为是维新派的精神领袖，要忙于应酬各方，反思的任务自然更多的落在了梁启肩上。

对梁启来讲，戊戌变法的失败真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生了深远的影响。百日维新和之后的戊戌政变是当时国际上的大事，梁启在日本也看到不少报刊在论述变法失败原因，那些评论虽对变法失败报以同情，但却也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为维新派“急激误大事”，这似乎是当时的主流论调。对于失败的原因梁启有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向一些名人要员致信，驳斥这种观点，一方面著书刊文，陈述变法失败的要害不是他们太激进，而是变法不彻底。

与在国内时的论调不一样，梁启也开始关注那些洋务派大员，他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他们自然是激进派，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也不再是他们要极力抨击的保守势力，而是所谓的温和改革派，但他仍认定只有自己的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而温和改革是不可能有成效的。他认为，李鸿章搞的练兵、开矿、设厂、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看上去很热闹，却都没有抓住变法的根本，因而也不可能国强民富，反而变出许多问题来。梁启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修房补漏式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

康有为一向瞧不起李鸿章，也看不惯张之洞。对于其他洋务派也都没什么好感，但经历了戊戌政变地腥风血雨，他对于梁启的这番论断还是赞许的。

“既然李中堂这种温和的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反而越改越糟，而只有你们那种激进的变法才是最正确的。那么，变法最终何以会失败呢？要知道，别人不对，未必你便是对地。”张文英的话说得很平淡，却极有分量。

梁启以善于立论著称，这自然是难不倒他的：“激进变法本身自然是没有错。之所以失败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这种正确的激进的变法主张真正贯彻下去。先是布新而不除旧。无论是李鸿章等人的温和改革，还是我们的激进改革，都是只布新而不除旧。结果新旧相间，矛盾百出，最后的失败绝非偶然。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泄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矣。变法从来都是新旧势力的较量，新地代替不了旧的，则必然是旧的扼杀掉新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除旧比布新还要难，因为除旧即意味着损害一部人的利益，夺掉和旧体制相联系的那一部人的饭碗，故而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整个变法其间，布新有余，除旧不足，所谓变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再者，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整个维新时期，各项变法措施虽是正确地，但是支持维新的只是皇帝自己，光绪皇帝无权，很难推行。真正贯彻了的百无其一，仅为一些具体事的变革，而非整体法律制度的更新。而且执掌这些法律制度的官员更无从全局上更换，谈不上什么变人。于是好法不能变，好法无人行，则失败成定局矣！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

梁启讲了一通大道理，康有为在一旁听得频频点头，在他看来这个学生虽然没跟着自己一起扶保大清，但思想终归还是和从前一样，若不是自己现在已经身为阶下囚，说不得还要好好夸奖他一番，劝他于自己一同保他们的光绪皇帝。

梁启的话归纳一下，关于戊戌变法失败地具体原因，也就是两条：一是光绪皇帝无权；二是守旧官僚反对。

梁启地《戊戌政变记》张文英是看过的，其中至少在十几处谈到了光绪帝无权，变法无法推行。他还讲谭嗣同入主章京时，不信光绪无权，当实地考察之后，才告知梁启皇帝无权是事实。在维新派们看来，如果光绪皇帝有权，他们地变法肯定会成功。当初梁启逃亡日本后也曾竭尽全力歌颂光绪帝的圣德，幻想有一天光绪帝重新掌权，他们好再变法维新。公平的说，如果当时光绪皇帝真的大权在握，维新运动真的或许会进行的顺利一些，但有一件事张文英一直是很怀疑的，当时的坏境，帝后党争异常激烈，光绪提拔重用那些在朝廷里没有根基的维新派人士，真正的目的并不像公开说的那么高尚，无外乎是为了争权夺利，在朝堂上多安插几个自己人，什么富国强兵，不过说说好听而已。张文英与光绪是见过面的，慈禧那个老太婆的见识浅薄，而在张文英看来，她比载小儿还是要强一些的，真的让他大权在握，说不定也就没有维新运动了。何况光绪帝为人怯懦，无权无勇，积威所施，不克自拔，慈禧以玩偶视之，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置焉。变法是国之大事，怎么能寄托在这样一位君主身上。

至于朝中大臣，满清的官僚最是缺少进取精神，从来就是改革的一大阻力，这一点，不管是梁启还是康有为倒是看得非常清楚。这倒是与张文英不谋而合，然而所采取的态度却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