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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而却非，既正又邪，真亦作假，焉得不是悖论？

由此可知，宝玉悖论，实乃作者有意为之。

接下来的问题是，宝玉为何被刻画成一个悖论的典型？或者，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作者是否在这个悖论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蕴涵？

看来，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宝玉种种悖论式行为做生动具体的描摹叙写，因为这些都只是可见可闻可感知的“现象”而已，属“形而下”的范畴。作者认为，和这个“现象”相对应，而且又决定其存在及表现的那个“形而上”，才是“悖论式的宝玉”的本质或本原。在文学形象的艺术形式中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辩，这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也体现了对读者的考验和启示。

那么，这个本原究竟是什么呢？

早在第2回，作者就借贾雨村之口描述了宝玉的本原。（如此开门见山，正是要提纲挈领，昭示宝玉悖论的必然性。）贾雨村认为宝玉“来历不小”，因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始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则同之人。”而宝玉，也正是这种“正邪两赋而来一路的人”；所以宝玉的本原，就是这天地正邪二气相博相交而相融为一的结合物。——之所以大段引用原文，为的是便于比较和思考，因为《红楼梦》里关于宝玉“来历”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神瑛侍者”的故事。同一人物，却有两个不同的“来历”，叫人如何理解？我们认为，这正反映了作者在作品系统中体现的不同侧重。“神瑛侍者说”着眼于人物的前世因缘，侧重于故事的情节纠葛的展开，思想基础是民间社会信仰，带有宗教色彩；而“正邪两赋说”，则着眼于人物的本质，侧重于形象的性格冲突的探究，思想基础是理性认识和理念探源，具有哲学意味。前者的主要作用在于故事的演绎，后者的重要意义上升为对原理的思考，本质的思考，本体的思考。两者异同的深入分析已拟另撰他文，这里不妨将本文有限的注意力关注到悖论本体的意义上。

（细心的研究者肯定已经注意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这段寓言式描写背后的哲学理念，竟略同于比他稍晚些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主张。康德认为，客观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他把这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称之为“本体”。康德用抽象、晦涩的理论来阐述“本体”；而曹雪芹则以具体、生动的形象描绘了他的“本原”，按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就是“气”。）

撇开作品中有关本体理念流露出来的先验唯心倾向不论，我们不妨顺着作者这一不大为人所重视的思路，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宝玉的形象意义。正因为宝玉的本原是合二为一的“正邪两赋”之气，所以，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既正又邪、亦真亦假的悖论式人物。说这是作者刻意为之的预设。基于此，我们至少可作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应当全面客观地评价宝玉的叛逆性格行为，不仅肯定他对封建礼教伦理观念的背叛；也要看到他事实上对爱情（如黛玉）对知音（如尤三姐）的背叛，对友谊（如蒋玉涵）的背叛，对婚姻（如宝钗）的背叛，对亲情（如出家）的背叛，对信仰（如科举）的背叛；甚至可以说，他的出走，更是对所有爱他的女性的背叛。

第二，即使将宝玉从儿女情长的胭脂粉堆里分离出来，将他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也很难说他对家庭、对社会是否有进步的、积极的作用。他的无用，体现在其寄生生活，无所事事；然而正是这种“无用”又是贾府悲欢离合的重要构成因素，成为整个家族盛衰起落的重要动因和见证，因而又是“有用”。既无用，又有用，宜乎悖论！（实际上，我们认为宝玉这个形象与俄国作家莱蒙托夫追书《当代英雄》里的“多余的人”颇为相似。）

第三，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宝玉形象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他的真实性，——是那个时代真真切切的畸形产物：一个亦正亦邪、非正非邪，亦是亦非、似是而非的矛盾体。悖论则是其最贴切的表现形式，作者的设计和作品的魅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更加深入的探讨告诉我们，在悖论宝玉身上，还深刻、明确地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以及对自身的反思和总结。然而，作者始终无法脱离宿命论的窠臼，对宝玉的本原（本体！）“正邪两赋”的悖论式的归结，则正是作者既清醒又无奈的表现。

最后，想要纠正一种可能会出现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上述所谓“悖论”问题，其实不过是“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另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而已。实际并非如此，“悖论”指向的是逻辑的、哲学的层面；所探究的是深藏在“复杂性”背后的东西。关于宝玉“来历”的交待，正体现了作者对本体理念的初步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可能还不够全面、深刻，但这毕竟是一种哲学的升华。无论是对作品本身还是作品研究来说，这一升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逻辑的角度看，悖论是一个奇异的循环、矛盾的怪圈，在它本身存在其中的体系里，它的矛盾和怪异是无法克服、无法消除的。而《红楼梦》中最为瞩目、最为美好的形象宝玉却恰恰被刻画成一个悖论人物！——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巧合、甚至是一种刻薄；相反，我们认为，这倒恰恰反映了作者痛定思痛、勘破人生后沉痛的认识：真假不辨、兴衰更替、荣辱倏忽等悲剧都是不可避免的，无法克服的，无论对个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逃脱不出这个怪圈。所以，《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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