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治家，自然不少了接触许多“利弊”，但作者却坚决反对因接触“利弊”而变得私欲膨胀、利欲熏心。相反，他主张的是，即使在不得已操持利弊大事的情况下，也不可失却必要的“仁心”和雅致的本性。曹雪芹追书的探、钗、纨三头执政，“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既一举革除了大观园多年的积弊，又不失高雅与仁德的作派。这无疑同凤姐那种一味的粗、俗、狠，形成了绝佳的对照。不过，此处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宝钗的态度：“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虽涉足俗务，但她心中关切的仍然是颇带理想色彩的学问和品格！过去，常有人著书立说，把宝钗描述成一个所谓的“功利主义”者，说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然，鉴此存照，这些乌七八糟的妖魔化的指斥，又究竟有哪一条真的符合原著的实际呢？这里，宝钗不仅没有半点所谓的“功利至上”的倾向，相反，她对于学问品格的格外关注，以及她那种惟恐“流于市俗”的心态，还恰恰是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死敌！这到底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呢，还是一种“理想主义”呢？毫无疑问，作者“风月宝鉴”式的妙笔，又一次对后世那些想当然的立论者，作出了尖刻的嘲笑！*[注7]*
与之遥相对映的，是黛玉的情况。前面说过，宝钗因为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接触到许多营生世务。那么，相比之下，黛玉的不幸中，又可以说包含了几分“幸运”了！正是贾母的溺爱、呵护，以及自身的体弱多病，使她得以远离世间无数琐事缠绕。她没有针凿之劳形，没有家务之烦心。她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去展示自己的文才和清高。然而，书至第62回，一向“目下无尘”的她，却有些迫不及待地向我们道出了她的内心秘密：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事，倒也是一步也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还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又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第62回）
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不也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么？她内心深处，真正放不下的，还是家庭的、世俗的利益呵！黛玉提醒宝玉：“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却颇不以为然：“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听到这样大大咧咧的回答，黛玉已明显感到了话不投机。于是，“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这里，小说并无一字评述，却已经巧妙地点出了宝黛二人思想上的深刻裂痕！
一个是不得已涉足于俗务，却念念不忘用学问品格提着，惟恐“流于市俗”。一个是本可以远离尘嚣，内心却偏偏不甘于宁静，“心里每常闲了”，就要为俗利而盘算。这不也同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吗？
再来看二人在家长权威面前的表现。按照传统的观念，宝钗似乎是“惯于迎合”的。她对于贾母、贾政、王夫人这样的“封建家长”，大概只会“一味地讨好”，而不会有丝毫的违拗。黛玉则好像很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似乎从所谓的“封建礼教”到所谓的“封建家庭”，都是她反对的内容。殊不知，这一切的论述都不过是后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原著中，真正敢于直抒胸意，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恰恰是宝钗，而不是黛玉！第22回，元宵节灯谜诗会，在那样合家欢聚的场合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就曾引得贾政大为扫兴：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谜的谜底是更香。这里，宝钗也正巧借了更香燃烧的特点，倾泻出了自己心中郁结已久的愁怅和苦闷：“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宝钗全诗，以一位罢朝归隐的高洁之士自况。退隐独居以后，她不以“琴边衾里”的男欢女爱、娱嬉逸乐自慰，但为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正气不能伸张而忧心如焚、彻夜难眼。是信念与现实的矛盾，让她日日“焦首”，夜夜“煎心”，使她大感“光阴荏苒”的“当惜”。至于世事人言，荣辱得失，也就只能付与苍天，“风雨阴晴任变迁”了。至此，作者亦向读者暗示了宝钗日后的悲剧命运。
按说，此时正值元宵佳节，合家欢聚。晚辈们应制作灯谜，无论如何，也应该添些吉利的话语才对。可宝钗却如此毫无顾忌地写下诸如“焦首”、“煎心”一类的悲愤之语，不仅远较前面元，迎、探、惜四人的灯谜更为不祥，而且字面上和情感上亦要露骨得多。她难道就不怕会因此而开罪于家长么？果然，贾政读了宝钗此迷心里便立即有了别的想法：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竟大有悲戚之状，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只垂头沉思。（第22回）*[注8]*
——“小小之人，作此词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你看，在未来的公公贾政的心目中，宝姑娘的形象已经定格成这个样子！人谓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但很明显，在这个“八面”之外的“第九面”、“第十面”上，她那棱角分明的个性就已经暴露无疑！而相比之下，黛玉这个所谓的“叛逆者”，在她的“第九面”和“第十面”上，又何尝有过这样敢于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行为呢？真要说什么“叛逆”，她有宝钗一半的勇气吗？惜哉！“专家”不“专”，“博士”不“博”，以致于“叛逆者”不“叛逆”，“卫道士”不“卫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说到此，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组事例。这就是第40回贾母偕刘姥姥同游大观园时，参观潇湘馆与蘅芜苑的情形。众所周知，《红楼梦》有“一声两歌，一手二牍”之妙，曹雪芹写景、写物，也正是为了喻人。那么，潇湘馆与蘅芜苑两处的景致与情致，又到底若何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吧。
关于潇湘馆，作者这样写道：
贾母少歇一回，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第40回）
很明显，这一段文字正集中地凸现了黛玉的“知书达礼”。且看那潇湘馆的室内陈设：“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而“知书”，正是为了“达礼”。再瞧瞧黛玉此刻的行止表现：贾母等尚未进门，紫鹃便“早打起湘帘”，准备迎接。及至贾母等进屋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这一茶一椅，一招一式，都无不符合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世府千金的风范。人谓黛玉“孤傲”、“叛逆”，但此时此刻，她的行止、作派，又何尝有一点点所谓的“孤傲”、“叛逆”的影子呢？相反，倒显出了十二分的谦卑和恭顺呵！果然，黛玉的恭敬守礼，就引得贾母颇为高兴。当刘姥姥惊叹于潇湘馆好似“那位哥儿的书房”时，贾母便不无自豪地指着黛玉笑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让黛玉在亲友及众人面前，露了一脸。
贾母等从潇湘馆出来，又参观了紫菱洲、秋爽斋等处，一路行船，来至蘅芜苑附近的花溆萝港之下。与前面黛玉的情形不同，宝钗的居室陈设，却引起了贾母心中的不悦。对此，小说是这样写的：
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闲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梯己两件，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亲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第40回）
与潇湘馆的炫才相比，蘅芜苑的起居布置，则更多地体现了宝钗素性淡泊，不事奢华的性格特点。“雪洞一般”的房屋，“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然而，在贾母的眼中，这样素净的居室，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的闺房，则未免太犯忌讳，而很有些“离了格儿”了。开初，贾母还以为这是宝钗老实，不知道向她姨娘要些东西陈设的缘故，又嗔怪凤姐“小器”。听了凤姐、王夫人及薛姨妈的解释之后，才知道如此的素净正是宝钗自己的偏好，忙摇头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又特意告诫众人：“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使不得”，这是老年成常用的白话词汇，即含有“不行”、“不好”、“不妥”、“不许”的意思。（见周汝昌《红楼艺术》）为什么“使不得”？因为宝钗这样的布置，不仅大大地违背了这种大户人家、侯门绣户的常规，也让人看了觉得甚不吉利，无法欢愉起来。这里，贾母以“使不得”三字来否定宝钗自己的喜好。可见，在《红楼梦》原著中，贾母虽然很喜欢宝钗温婉、大度的为人，但对于宝钗骨子里所透出的个性和风骨，却又是大不以为然的。——相对于黛玉而言，宝钗恐怕更不符合她心目中理想的孙媳形象！果不出其然，接下来，贾母就表明了一定要按自己的审美理念“改造”蘅芜苑居室的强烈态度。她不仅硬要为蘅芜苑添置陈设，还坚持要用自己的水墨字画白绫帐子，去换下宝钗的青纱帐幔。当鸳鸯表示“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时，贾母便立即提醒她说：“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有方家针对贾母此举评论说：“其实，这不仅违背了宝钗淡雅之习，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的审美意趣相左。……此皆欲雅反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陈设器用”部分/顾鸣塘/文）这确实堪称的评。但我们从贾母反复叮嘱鸳鸯别忘了给宝钗更换床帐的急切态度来看，亦可以见出宝钗这种“离格”的个性偏好，给予贾母的负面刺激，是何等之深了。*[注9]*
贾母领刘姥姥畅游大观园，本来就有着向农村亲戚宣示、夸耀大家气象的心理。黛玉的心机和她的知书达礼，在很大程度上，就迎合并满足了贾母的这种愿望，所以引得她十分高兴。而宝钗居室的“个性化”布置，却让她颇感“离格”、“忌讳”。——毫无疑问，钗黛二人，于关键时刻，又一次表现出了与世人印象截然相反的倾向。那么，又到底是谁更“工于心计”、“老于世故”呢？慧心人断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钗黛的这种反向对比，甚至还延伸到了她们的爱情领域。细细品味原著，我们不难发现，黛玉的爱情追求，其实比宝钗更富于心计！几十年来，世人往往抓住第32回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来证明黛玉的“叛逆性”，进而认定她与宝玉的爱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殊不知，这却是一种肤浅之至的皮相之论。在原著中，黛玉真的不拿所谓的“混帐话”来劝谏宝玉么？事实恐怕未必像这些人想象得那样简单！第34回，宝玉挨打，黛玉前往探伤，见了宝玉，她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半日，方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抽抽噎噎地说出了一句真心话：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个“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边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这不是一句典型的“混帐话”又是什么呢？可见，黛玉的头脑中也并非并没所谓的“混帐思想”啊！果然，宝玉听说，也不禁要“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我也是情愿的！”——读者试想，若宝玉真的为琪官、金钏这些人死了，又弃置黛玉于何地呢？又如何叫他“放心”得下呢？宝玉满心喜爱的林妹妹，在关键时刻，居然也说出了这样的“混帐话”。我们不难从他的这声长叹中，读出多少失望和无奈的情绪！
由此，回溯前文，那黛玉也并非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那黛玉是如何鼓励、劝谏他的呢？小说写道：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你看，黛玉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宝玉“蟾宫折桂”的荣耀！此处，蒙府本有批语云：
此写黛玉，差强人意。《西厢》双文，能不抱愧？（蒙府本第9回侧批）
《西厢记》写莺莺（小字“双文”）送张生进京赶考，只一味地缠绵不舍：“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她并不在乎男人是否有功名。而此处黛玉却干干脆脆地劝宝玉“蟾宫折桂”。显然，在这位批书人的心目中，黛玉的这种重视功利，不因情废公的态度，已经远远胜过了莺莺那种一味溺于儿女之情，从而有可能耽误了男人前途的举动！黛玉头脑中的“混帐思想”，倒恰恰可以让这些混迹于官场与欢场的男人感到大体的满意！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黛玉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可宝玉又为什么偏偏会一度生出“林妹妹从不说混帐话”的感受来呢？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有宝玉自己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里还要详细阐述），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因于黛玉在爱情领域内所运用的心计了。黛玉与宝玉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与宝钗、湘云等其他表姐妹相比，她无疑更熟悉宝玉的许多特殊癖好。她知道怎样应对宝玉的这些怪癖，更知道怎样在关键的地方掩饰自己的真性，用绵绵的爱意或多或少地消解对方可能出现的对立情绪。在这一点上，她与袭人的表现，倒是有几分相似的。果然，书至第19回，曹、脂等人就把“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同“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并立起来，向我们暗示了这方面的讯息。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试。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试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第19回）
庚辰本中此处有三条脂批值得注意，在黛玉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处有批语云：
又是劝戒语！（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干也罢了”一句处，又有批语云：
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末了，“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处，又有批语云：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云“大家不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迁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难堪难禁，代忧代痛一齐托出。（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结合上述正文和脂批，我们不难看出，黛玉其实是很希望宝玉改掉“邪癖”，而归于“正路”的。在这一点上，她与贾母、贾政等所谓“封建家长”，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不同者，乃是她那寄人篱下的地位，使得的她劝戒宝玉的方式，比别人富于机变灵活的手段！她爱宝玉，是以语出劝戒。但她却更惟恐开罪了宝玉，从而影响她在贾府中的地位。所以，每当语出劝戒，可能触及宝玉所能容忍的底线时，她便要细心地将话题“一转”了。脂砚斋说的好：“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联系到同回中，作者借宝玉之口，把黛玉比作“偷香芋”的“小耗子精”，说她“虽年小身弱，却是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法力无边”的情节，那黛玉的心机权变，不已经被描绘得很形象了吗？相比之下，宝钗、湘云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乃直言劝谏宝玉，以至于惹后者生气的情形，就实在是太过于实心眼了。
前面说过，宝钗的爱情追求，更多地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天性。她非常反感别人给自己同宝玉的关系，附加上太多家族利益的成份。第28回，她不屑于元妃的恩赏，即为明证。而黛玉却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与宝玉的爱情，同改变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这一现实目的联系起来。这也就决定了恰恰是黛玉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爱情追求，更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黛玉曾一度沉迷于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因见书中男女“多半因小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便惟恐宝玉同宝钗、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第32回）。乃不惜跟踪、窥视宝玉。至于宝钗、湘云，在一段时间内，更成了她念念不忘的假想“情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黛玉所嫉妒的，几乎总是宝钗、湘云这样的贵家小姐，而对于宝玉身边的，与之更为亲近的袭人、晴雯、麝月等人，她却从未萌生妒意。她甚至当面呼袭人为“嫂”，以示结好。其实，这个道理也并不复杂。因为她很清楚，像袭人这样出身低贱的侍女，无论如何也做不了宝玉正式的妻子，是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她日后同宝玉的婚姻的。由此，我们也不难以反面看出，世俗的利益和地位，在她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中，竟占了多么大的份量！她深爱宝玉，但她也至少同样对后者地位深感兴趣！
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流行以来，人们渐渐习惯了一种颠倒性的阅读，论者往往爱把宝钗想象成一个时时企图谋害黛玉的角色。第27回，宝钗于滴翠亭边的“金蝉脱壳”，就曾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为宝钗试图“嫁祸”于黛玉的“铁证”。可宝钗真的“嫁祸”于黛玉了吗？这时所谓的“祸”，究竟是真的“转嫁”出去了，还是恰恰因为宝钗的随机应变而消弥于无形了呢？这些人却从不肯作一作深入的分析！其实，如果我们肯回到脂评本原著的立场上，用同样的逻辑去检点黛玉的行为的话，我们倒很容易发现黛玉试图“嫁祸”于宝钗的举动！——不，也许其性质比“嫁祸”还要“恶劣”。应该说是黛玉试图“构祸”于宝钗的举动！且看第29回，“清虚观打醮”中的一段文字：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贞静”与否，在很多人看来，更是关乎名节，视同于生命的大事。如果一个女孩子成天想着某个男人，想着男女之间的事，那么，她就很有可能被视为“不守闺训”、“人欲”、“自媒”的“淫佚女”，而遭到社会的鄙夷。现在，黛玉公然暗示宝钗对那些男男女女佩带的东西“越发留心”，而且还居然当看贾母等家长的面这样指责对方，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幸而，贾母还并不是那种非常苛刻的家长，宝钗只装作未听见黛玉的话，便将此事掩饰过去。但如果换一位严苛的家长，如像《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父亲杜宝那样的家长，那后果又会怎样呢？我们只要看看后世许多阅红、评红的道学夫子，在宝钗身上加了多少咬牙切齿的指责与恨语，便不难知悉了。到底是谁的心计更“阴险”，更“恶毒”？是宝钗的“金蝉脱壳”，还是黛玉的“冷笑进谗”？姑且不论宝钗的“金蝉脱壳”是否真的要“嫁祸”于人，但起码宝钗此举的出发点，还是要将“这件事遮过去”，是以“消祸”、“避祸”为第一原则的。而黛玉当众指责宝钗对男女之事上心，却完全是嫉妒心使然，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构祸”。那么，在道义上，究竟是谁的行为更能站得住脚呢？宝钗的“金蝉脱壳”，充其量不过是让一个小丫头对黛玉一时有所疑心。而黛玉的“冷笑进谗”，却意在使众人，尤其是贾母这样的最高家长对宝钗心生恶感。那么，在为人上，又究竟是谁的心计更富于强烈的攻击性呢？如此说来，那林黛玉岂不更像是一个所谓“阴险”、“恶毒”、“虚伪”、“冷酷”的女人？（注：这些词汇都是“拥林派”论者曾经用来诋毁宝钗的习惯用语。）——自然，如此说是太过份了。笔者也实在不愿将一个孤苦无依、惹人怜爱的女孩，想象成这副模样。这样的描绘，其实本来就不无夸大的倾向，无论是对宝钗，还是对黛玉，都是一样。但毫无疑问，黛玉在爱情方面，反比宝钗更喜欢施用心计，甚至滥用心计，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注10]*
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作者让钗、黛二人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那黛玉叹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第45回）
黛玉此话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对宝钗教导她的感激。二是为自己曾经错怪了宝钗而感到惭愧。其三，小说也借此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黛玉以前之所以疑心宝钗“藏奸”，却恰恰是因为她自己的心里“藏奸”！她自己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去揣测别人，别人的一举一动也就似乎都包含了某种“阴谋”。而说到底，这些臆想中的所谓“阴谋”，却不过是她自己内心阴影的投射！——“若是你说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可见，如果是宝钗一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者有什么其它的的把柄，落在黛玉手上，那黛玉倒有十分的可能，凭此大肆攻击、要挟宝钗呢！而现在，是黛玉不小心说漏了嘴，宝钗不仅没有按照她的惯用逻辑，跑去揭发或者告密，反而私下里约上她，以身说法，倾心相告。这样的光明磊落之举，则不能不使她在大感意外的同时又悔愧万分了。可以说，是宝钗的真诚和坦荡，照亮了黛玉的内心，把她从疑虑重重、心计泛滥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二人“金兰之契”式的友谊，正以此为契机而展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方能够理解为什么以黛玉心气高傲，不肯服输的个性，竟能在宝钗面前，深作自责，倾情若此了。而这正是宝钗以德服人的力量所在！
经过前面的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钗黛的“理想性”与“世俗性”作一番总括了。对照原著，钗、黛二人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一个“世俗”、一个“理想”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二人中的每一位，其身上都包含着“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王蒙语）。通俗地讲，无论是宝钗，还是黛玉，她们都兼具“理想”与“世俗”的两面。只不过，在“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两个不同层面上，作者又使她二人的角色分派，作了一个巧妙的交叉！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为人处世。是母亲的糊涂，哥哥的荒唐，让宝钗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家计营生的事务，从而懂得了更多的人情世故。可是，善于处世却并不等于向往俗世。正相反，宝钗的内心恰恰是最不屑于世俗的种种功利和权势的！反过来，相对不那么善于处世的黛玉（注意！是“相对不善”，黛玉并非绝对地不善处世！），为改变其寄人篱下的处境，对于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和种种利益，倒反而有着更大的关切和更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又无疑比宝钗更富于“入世”的精神！——善于处世者，却并不以世事本身为念；相对不善者，却反而更汲汲于尘世功利。套用脂砚斋的话说，对于写文章歌功颂德，乃至邀宠攀高一类的事情，在宝卿是“足能为之”却“不屑为此”；在黛卿是“不足一为”，却“偏欲为之”！这，也就映证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所提出的观点：
宝钗实际上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
黛玉实际上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
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
薛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
林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
《红楼梦》中，精于世事也热衷俗利的人物，有之。比如王熙凤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宝钗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孤高愤世的精神境界。《红楼梦》中，不通世事也不关心世事的人物，亦有之。比如史湘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黛玉也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绝对不可能像湘去这样自由自在，从不把地位高下，得失利弊等事略萦心上。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平日里，被世人认定为“世故圆滑”的宝钗，到了关键时刻，却反而能以《螃蟹咏》骂世最狠，用《更香谜》大扫贾政之兴，把元妃的恩赏视为“越发没意思”之事。而平素间，看上去“目下无尘”的黛玉，到了关键时刻，却反而以答问改口迎合贾母，以着力颂圣“邀宠”于元妃，还念念不忘算计贾府的经济庶务。如此神妙的人**叉，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那张“玄之又玄”的太极图。
《老子》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第一章又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讲的是天地万物初始合一的状态。《易》曰：“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何为“太极”？其实就是描述由万物初一到一分为二，再到合二为一的一个“统一——对立——再统一”的哲学概念。一个圆圈，其间本来空无一物。一条S形的曲线，将其圆等分为二。一半涂黑，成了黑色的“阴鱼”。一半着白，成了白色的“阳鱼”。整个图案，便立即从静止中生出了强烈的动感。然而，太极图的玄妙，还不仅止于此。请注意，我们的先民还在阴阳二鱼鱼首的同心处，又各设了一个四两拔千斤的小圆，这就是阴阳二鱼的“鱼眼”。“鱼眼”者，“鱼”之精魂也，犹如画龙点睛一般。可是，这里“阴鱼”的“鱼眼”却恰恰为“阳”（白色），这里“阳鱼”的“鱼眼”却恰恰为“阴”（黑色）。这一方面使图案更富于鲜活的生命力，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给人以哲学上的深刻启示了。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世界上大概不存在没有矛盾的地方。但事物同时也可以是合二为一的。在一个广泛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真正的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恐怕也是少之又少。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多强调事物的对立性，把矛盾和斗争看作永恒的常态，把调和与统一看作暂时的变态，是谓之“斗争哲学”。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则可能正好相反：更突出事物的相互依存性，把调和与统一视为恒久的常态，把矛盾与斗争视为短暂的变态！以《红楼梦》为例，过去，不是有很多人受了所谓“斗争哲学”的影响，把钗黛之间的纠葛，说成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么？但作者显然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思路来写书，“蘅君兰言解疑癖”，“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二人不仅达成了调和，甚至还好到了“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为亲切”的程度。这里《红楼梦》与那些“红学家”之间，无疑划出了一条深刻的哲学思维上的鸿沟！此其一也，其二，事物不仅是可以调和的，甚至还可能以最具讽剌意味的方式达成调和。在你眼中，也许是一黑一白两极对立的事情，转瞬之间，就可能化作“黑”不是黑，反而是真正的白；“白”不是白，反而是真正的“黑”的局面！万物俱负阴而抱阳，阴至则一阳生，阳至则一阴生。只要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事物的皮相与骨相就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迭旬和反转。媸皮裹妍骨与研皮裹媸骨，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见的少了吗？人呐，对于天地万物的认识，又岂能仅仅停留在浅肤的评判和认定上呢？老子云：“上德若谷，建德若媮，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这个道理，就是如同在地球上一直朝西走却可能出现在东方一样，还记得《红楼梦》太虚幻境中的那副对联吗？那上面写的是：“假作真时真变假，无到有处有还无”！由此照观钗黛，身处“世内”者恰恰心向“世外”，身处“世外”者恰恰心向“世内”，仿佛又一座人生“围城”一般。曹雪芹的写人，无疑深得了道家文化与太极图的三味。
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中说：
“作者自始至终总是对称地、均衡地描写和和刻画钗黛这两个人物……总之，就像是绘画上表现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在一种均衡、对称的布局中显出不同的明暗和色调对比。这比起单独描绘物体的来，自然会更具立体感与厚质感。”（《红学论稿》第121122页）
但很明显，作者对钗黛形象的刻划，追魂入魄，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谓从两个侧面描绘物体这样一个形而下的水平！作者追书的钗黛，与其简简单单地看作是一个物体的两个侧面，倒不如干脆将其视为同一哲学理念下两张遥遥相对的人性立体透视图。用不着两人，只其中的任何一人，本身的双元内涵，便已深具不同明暗色调的对比以及立体多面的厚质感。二人合起来，则即使用三维立体的概念，亦无法尽这其无穷之奥妙矣。应该说，她们是在更高维度上，以更深远辩证模式，创造了时空与精神的无限延伸。这种状况，在以往，即便是最开明的“红学家”，恐怕亦难料其于万一。还是由我们来给它起个名字吧。它是一种对称，却又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对称，我们就称之为“超对称”吧。
其实，这样的“超对称”，早已经渗透到了《红楼梦》的一呼一吸之间，一俯一仰之中。小说对于钗黛二人运用了无数象征意象。而仔细推敲下去，不难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意象，都与那人性的反转和迭错，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就拿这人人皆知，却未必人人都懂的“牡丹”之喻来说吧。作者把宝钗比做“艳冠群芳”的牡丹。世人皆知牡丹是富贵花。殊不知，牡丹自己却并不羡慕人间的富贵权势。据传，武则天曾酒后醉言，下令百花于隆冬时节同时盛开，诸花不敢违抗，竟相绽放。唯独牡丹不肯献媚于人主，乃抗旨未放，显示出坚贞的气节。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至洛阳。天下牡丹遂以洛阳为盛，有“群芳之冠”的美称。曹雪芹以此来比喻宝钗，无疑是用这“花王”的品格，暗点其虽身处大富大贵之场，却仍然坚守自己的理想，丝毫不为所动的精神。由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又何以把宝钗还比做“山中高士晶莹雪”了。——虽生在荣华富贵之场中，但她的心，却像山中的高人隐逸之士一样高洁自持，不肯流于尘俗！反过来，黛玉被称为“世外仙姝寂寞林”。而细细读下去，身处“世外”，对她来讲，却不过是一种无奈的现实，而并非主动选择。她未必真正甘于“世外”的寂寞。所以，作者又巧借宝玉之口，把她比做了“黛山”、“林子洞”的那个“偷香芋”的小耗子精。作者说她“虽年小身弱，却是法力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脂砚斋亦批云：“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讽的妙！”（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正喻其关键时刻，亦不忘邀宠攀高，借木石之盟来改变不利处境的机心。这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讯追书那个奔月的嫦娥（见鲁迅《故事新编·奔月》）。这正是：“嫦娥应悔偷灵药，晴天碧海夜夜心！”（李商隐《嫦娥》）
从形象解构的角度来看，黛玉身上其实更多地体现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某些特质。她的“孤标傲世”、她的“风露清悉”、她的“含酸好妒”，乃至她敏捷的文才、机变的反应，都无不与这一阶层固有的许多审美理念暗通默合，尤其接近于那些失意“名士”的文风、作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黛玉形象也正是这种士大夫文化的产物。别忘了，她的父亲是林如海，她的启蒙教师是贾雨村。而按照脂砚斋说法，“林如海”者，“盖云学海文林，总是暗写黛玉”（甲戌本第2回侧批）！以往常常有论者削尖脑袋，试图证明黛玉所谓的“叛逆性”，认定她与“封建正统思想”势不两立。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论述却不啻于缘木求鱼。说得再动听，也难逃“郢书燕说”的嫌疑。不错，黛玉是清高的，是含怨的。但这清高，这含怨，与其说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叛，倒不如说恰恰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向往。心向往之，却得不到体制应有的承认，所以才含酸含怨，自命清高。可一到关键时刻，就仍不免要口中大赞“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恩德了。这个道理，就好像屈原之沉江，胡风之发疯，所写下的恰恰是对体制的忠诚，而非反叛一样！曾经有人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来赞美黛玉的品格：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但笔者以为，曹公追书的黛玉与陆公词中的香梅，却并没有这样可比的内容。不若将原词作如下的改动，恐怕才更贴切于黛玉性格中更真实的一面：
玉苑金门边，寂寞怨无主。
未承雨露独自愁，那堪蜂蝶舞。
一意苦争春，却把群芳妒。
但恐一朝碾为尘，惟愿蝶先顾。
以上这首《卜算子·绛珠》，足以为读书不切者鉴。
宝钗身上却更多地体现了老庄哲学的气质。她的“藏愚”、“守拙”，与其费力地解释成什么高深莫测的“为人术”，倒不如直接承认，那就是对老庄“抱朴守真”之人生态度的一种认同。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宝钗恰恰就是这么一个素性淡泊，不喜赞花抹粉，不爱富丽闲妆的女孩。薛姨妈说：“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第7回）脂砚斋亦云：“‘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甲戌本第7回侧批）老子反对“富贵而骄”，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主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而宝钗虽生于“珍珠如土如铁”的豪富之家，却偏偏以朴实无华为大美。她自己的卧室，直如雪洞一般，以至于连贾母等家长看了，也觉得其过于“素净”，以至于“离格”、“忌讳”。在为人处世上，老子主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人们通晓强雄的道理，却自处于柔雌的位置，通晓显赫发达之道，却自甘于默默无闻之位。主张“善者善之，不善者善之”，“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以谦退和不争来德化不善、不诚之人，从而消解无谓的人际矛盾。宝钗的行事，亦深合于此道。她熟谙人情世故，熟谙为人处世之道，可她却并不屑于俗世的功利和权势者的恩赏，不屑于你争我夺、邀宠攀高。她亦有灵活的心计，可面对黛玉等人的嫉妒和攻击，却更多地选择了退让和感化。“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世间的俗人鸡争鹅斗，斤斤计较，我却难得糊涂，听见了，也装作未曾听见，淡然处之。最后，她以“蘅芜君兰言解疑癖”的大德，彻底化解黛玉对她的“不信”、“不善”。她亦有锋利的口齿，但更多的时候，却宁可“珍重芳姿”、“婷婷不语”。这就叫“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希言自然”，不饰夸耀，才是“清净为天下正”的至理。这是她性格中“冷香”的一面。可是，希言罕语，却并不等于放弃原则。到了关键时刻，依然要坚持正义，掷地有声。所以，“冷香”的背后，又全然是一股子愤世嫉俗的“热毒”。老子对时局，有尖锐的讽剌。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而宝钗的那首《螃蟹咏》，更是把那些统治阶级中的贪酷之辈，讽骂得淋漓痛快。众姐妹都说，这方是食螃蟹的绝唱，只是讽剌世人太毒了些。谁曾想到，这方是宝钗“从胎时带来的一股热毒”的真实涵义！在“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时候，老子自道：“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在众人争着看“热闹戏”的时候，宝钗却把《寄生草》“赤条条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唱辞，奉为“极妙”。宝钗以老子的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来辅助探春理家，参与大观园的经济体制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她对王夫人建言，说人参等贵重药品，也该散众济人才是。亦同于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之说。然而，也正如老子所言：“建德若媮，质真若渝”，“大成若缺，大直若诎”，最刚健的品格，却好像苛且怠惰一样，最真诚品质，却好像昏浊不实一样，最大的完美，仿佛多有缺欠，最大的方直，反似圆滑弯曲，最“抱朴守真”的宝钗，倒恰恰最容易被那些浅尝辄止之徒，视为所谓的“大奸大伪”之人。历史上，不是有很多人把宝钗称做什么“乡愿”吗？直到今天，这些头脑冬烘的先生们，还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他们的老调！不过，这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证明了老子的观点：“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辄大笑。弗笑，不足以为道。”倒是一位不知名的批书人，有意无意间从昏暗的迷雾中，见到了真理的闪光。在蒙府本第37回的回末，这位批书人以近于大白话的语言，作诗道出了许多知名的评红人士都未能讲出的要谛。他说：
薛家女子何贞侠，总因富贵不须夸。
发言行事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
世人若肯平心度，便解云钗两不暇。
他能从宝钗“富贵不夸”、“力戒狂奢”的现象中看出她身上颇具道家风骨的“贞”、“侠”二字，并且还告诫世人应“平心相度”。这在一片批钗、骂钗之声甚嚣尘上的时代，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黛玉是美的，她的美，人见皆知。因为这样的美，很符合人们通常的审美习惯，尤其是那些传统文士的审美习惯，诸如同情“弱者”，欣赏“尤物”，自命“清高”等等。宝钗也是美的，可她的美，却只有少数大隐之士方能真正读懂。这样的美，已经远远超越了俗人所能理解的范畴，而纯属作者极具个性的独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黛玉反而是一个世俗的美女。她也很高雅，但却是一种世俗审美观所认可的高雅。她距离真正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很远。宝钗反而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形象。她以大大拂逆俗子之心的方式，阐释了老庄“上德若谷，质真若渝”的美学理念。黛玉的前身系“绛珠仙草”。“绛珠”二字，正与“血泪”相对，这里承载的是作者无穷无尽的悲情与悔恨。癞头和尚给宝钗的“海上方”，要她取四季白花之蕊为药，尽撷精华，遍尝甘苦，则正暗合了作者对于老庄式完美个性的苦苦追寻。“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甲戌本第7回侧批）用脂砚斋的话说，这里承载的是作者的“高情”（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针对以上这种情形，作者在二人所对映的象征意象上，亦动足了脑筋。在大观园中，黛玉的居所是“潇湘馆”，正名“有凤来仪”。宝钗的居所是“蘅芜苑”，正名“蘅芷清芬”。而按照脂砚斋的说法，作者写“有凤来仪”，运用了“双关暗合”之法；写“蘅芷清芬”，则运用了“未扬先抑”之法！
按小说第17回的描述，黛玉的“有凤来仪”，真是个清幽的所在。此处有森森万竿，苍翠夹路。“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好一个“竹中精舍”、“月下读书之地”（贾政语）！然而，正所谓“修篁时待凤来仪”，这“有凤来仪”四字的定名，却使得这一清幽之所，带上了浓厚的皇权意识的色彩，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现成的，何必再作。”贾政道：“难道‘淇水’‘睢园’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腐了。莫若‘有凤来仪’四字。”众人都哄然叫妙。（第17回）
这里，小说讨论的正是“有凤来仪”之名的由来，脂砚斋于此处有批云：
果然，妙在双关暗合。（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何谓之“双关暗合”？一方面，这是指元妃的临幸。大观园本就为元春省亲而建，现在有皇妃驾幸，自然可谓是“有凤来仪”。另一方面，作者不也正借此暗示了潇湘馆主人黛玉那种渴望恩赏、积极入世的心理状态么？这与普通人家门前常挂的什么“金玉满堂”、“富贵长春”，还有旧时读书人家门前常挂的什么“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呵！果不出其然，至第18回，黛玉在元妃省亲的时刻，写下的就是“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这样竭力颂圣奉迎的文句！如此便巧妙地嵌入了作者的一个观点：黛玉虽雅，却仍然是皇权世俗范围内的雅！
与黛玉“有凤来仪”的儒家皇权意识相对，宝钗“蘅芷清芬”的“清芬”二字，却独得了道家的风韵。作者写此处胜景颇费了一番周折。小说第17回交代，大观园建成后，贾政带上宝玉，率一群清客入园观玩。一路题咏，过“沁芳亭”、“有凤来仪”、“杏帘在望”三处，来到了后来的“蘅芜苑”附近。“但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然而，及进苑门，却见此处山石插天，异草盘环，那些奇藤仙葛，“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可比”。贾政不禁笑道：“有趣！”再进入里院，“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行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化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方不负此。”
在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处，脂砚斋有批云：
先故顿此一笔，使后文愈觉生色，未扬先抑之法。盖钗、颦对峙有甚难写者。（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及至贾政笑道：“有趣”，又批云：
前有“无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觉生色，更觉重大。（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最后，脂砚斋以此对比前面“沁芳亭”、“有凤来仪”、“杏帘在望”三处，也感叹说：
前三处皆还在人意之中，此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中国道家文化历来强调以“清虚”为美，强调在平淡无奇的外表中，见出真精神、真境界。成语“别有洞天”，这“洞天”一说，就是这种哲学、美学思想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表述。神仙或者世外高人居住的地方，乃是“洞”中有“天”。其入口或许只是一个狭窄、晦暗的山洞，里面却别有一片广阔灿烂的云天！读者试想，此刻，曹雪芹之写“蘅芷清芬”的景观，是不是也同样展现了这样一种“别有洞天”式的美呢？初看“无味”，再看“有趣”，而“愈觉生色，愈觉重大”，最后方悟得此一处乃“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什么叫“豁然开朗”？什么叫“否极见泰”？观蘅芜苑是情是景，此二语皆可谓也。再进一步，作者用以描绘蘅芜苑景观的“未扬先抑”之法，又何尝不是其刻划宝钗人物的惯用手段呢？与黛玉慕势之“雅”相反，宝钗之雅，却是大雅若俗。俗为其表，雅为其里。解读这个人物形象，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什么“世故”、“圆滑”，或者仅仅是觉着她“古板”、“无味”，那么，对不起，你就不免如同贾政初及蘅芜苑时的情形一样——张口即错，结果是连门也没有进入！惟有经过悉心的体会，从所谓“世故”、“圆滑”的背后，看到她的“清洁自励”和愤世嫉俗；透过所谓“古板”、“无味”的外表，品味出“淡极始知花更艳”，你才算是实实在在地懂得了曹公赋予这个人物的气质和内涵！脂砚斋说，包括“杏帘在望”和“有凤来仪”在内的三处景观，“皆还在人意之中”；惟独“蘅芷清芬”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毫无疑问，这也正是小说中李纨、黛玉诸人同宝钗在精神境界的层次上高下有别的写照。前者或端雅贞静，或幽怨自傲，却终究脱不出皇权世俗、名位利益的羁绊。只有后者那“藏愚”、“守拙”背后的孤高与激愤，才真正地体现出了一种超越凡尘而绝不苟同于流俗的品格！
“理想”乎？“世俗”乎？这里，“有凤来仪”的“双关暗合”与“蘅芷清芬”的“未扬先抑”，无疑是最为深刻地揭示了黛玉与宝钗这两个艺术形象的社会、美学本质。——你以为她是“理想”的么？对不起，她可能倒更有企盼世俗名位的一面！你以为她是“世俗”的么？对不起，在她的身上，却反而能彰显出连那些所谓的“理想”人物都无法企及的清洁与高傲！史评家亓元先生曾经在《冯道评传》一文中，就历史的复杂性问题，评论说：“读史常常会发现，人世间许多看似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都并不是很容易地就能断定的。同时，即便就真是对立的情况，也往往并不如想像的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颠倒换位的尴尬局面发生。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阐述的很透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转载自“凯迪社区之猫网”2004年2月22日网友转贴）其实，又何止是那些由宏大事件构成的历史，不消说“周公”、“王莽”这样的极端个例，就是在普通人的身上，又何尝没有这种“颠倒换位的尴尬局面”呢？再进一步，又岂止“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这些道德标准的评判，不能草率地断定；即便如“方”与“圆”、“直”与“屈”、“长”与“短”、“冷”与“热”这一类不带有道德褒贬色彩的定性描述，又何尝是能够轻易地作出的呢？老子云：“反者，道之动也。”（《老子》第四十章）人生本来就包含无数个“真”与“假”、“表”与“里”、“实”与“虚”、“有”与“无”的辩证统一。所以，真正的作家恰恰应该从精微之处，发掘人性的真实，以奇幻之笔，来照映现实的复杂，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出发，去人为地制造什么“典型”。然而，反观数十年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传统红学的发展，人们却恰恰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以简单的预设结论来代替复杂现实的怪圈。“新”的理论倒是提了不少，“新”的名词也一个接一个地发明出来，可绕来绕去，却似乎总也走不出“两个对立典型”、“两条路线斗争”一类固定模式的阴影。其自诩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这实际上也是从前苏联“拉普”理论那里抄袭来的一个洋名词），但究其实质，又到底有多少“现实”的成份在里面呢？不过是又一种伪现实的“屠龙之术”罢了。那么，打破思维定势，更新研究方法，这十二字也就绝不仅仅是一句无意义的口号了。它也正是时下红学所面临的一个当务之急。而窃以为，亦只有在解决了这个当务之急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走近曹雪芹，走近脂砚斋，走近他们用心构筑出来的那个艺术的世界。
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