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少校站了起来，审判厅里随即回响起代表东北集团军群，乃至代表整个中国国防军的控诉：“1933年5月31日，入侵我国的苏联军队逼近到伊春市郊，与驻守在伊春的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发生交火。黄雷身为该师师长，不但没有组织顽强的抵抗，反而贪生怕死，玩忽职守，将个人的安危置于国家领土完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上，多次向上级首长打电报请求撤出伊春。这种胆怯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上级首长的反驳，首长一再要求黄雷师长、赵楠参谋长忠于职守，以密山守备英雄师为榜样，尽最大努力打击苏联匪徒的嚣张气焰，保护伊春人民和黑龙江人民的安全。令人发指的是，仅仅过了不到24个小时，黄雷和赵楠就抛弃了自己的职守，在苏军刚刚进入伊春市区的情况下，与机要秘书王轶、罗弥一起，擅自乘坐飞机逃离密山战区，降落在安全地带。检察官认为，这不仅仅是严重的渎职，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背叛，给卫国战争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事实上，黄雷、赵楠等人离开伊春不到一个小时，伊春周围的防线就彻底崩溃，苏联匪徒花费很小的代价就占领了这座小兴安岭以北的战略重镇。擅自逃离战场是军人最不能宽恕的罪行，按照我**事法律，其严重程度等同于携带武器投靠敌军，应当被判处叛国罪。在这次叛国事件中，黄雷和赵楠是主谋者，他们的机要秘书王轶和罗弥明知其长官有逃离战场的计划，却不加以阻止，反而尽力为其制造方便，甚至最终随同他们一道临阵脱逃，已经构成了胁从犯罪，证据确凿无疑。希望法庭全面考虑他们的犯罪事实，做出公正的裁决……”
起诉书还没有念完，被告席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只见第133师参谋长赵楠面色青紫，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服。“怎么回事？”我急忙问道。黄雷嚅嗫着嘴唇，低声答道：“报告审判长，赵楠有心脏病，一旦紧张就容易发作，需要输氧治疗。”我向法警点头示意，法警立即叫来了法庭医务人员，赵楠被允许退席输氧治疗。不过他的心脏病来的快，去的也快，仅仅过了15分钟就恢复了正常，回到了被告席上，一切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事实上，如果赵楠真的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倒也为国家节省了一笔行刑的费用）。
起诉书并不长，很快就念完了，接下来应该是出示证据的时候了。最可靠的证据当然是第133师向第13集团军司令部发来的请求撤退的电文，这些电文都有师长黄雷、参谋长赵楠两人的签名，不过这些电文都涉及军事机密，不能全部公开，只能宣读其中部分内容。还有绥化军用机场地勤人员的证词，他们在电报里证实黄雷一行的飞机是6月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抵达绥化机场上空的，如此推算，这架飞机应该在上午10点左右就离开了伊春。黄雷和赵楠也承认了自己临阵脱逃的罪行，他们给王澍将军写的“悔过书”也被作为重要的口供，陈列在法庭上。“审判长阁下，法庭已经出示了充分的证据，以及四位被告人的口供，这些证据、证词都证实了黄雷、赵楠、王轶、罗弥临阵脱逃的叛国行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检察官，我提请审判长和各位法官判处他们四人叛国罪，其中黄雷和赵楠二人为主犯，王轶和罗弥二人为从犯，按照《中华共和国刑法》和《中国国防军军法典》的有关章节，予以严惩。”
听完检察官的陈辞，我转过头面对着被告席：“四位被告人，你们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按照《中华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们有为自己辩护和陈述的权利。如果你们不同意以上指控，现在就可以向法庭申辩。”
“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认罪伏法，别的没有什么。我已经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了，无论法庭怎么判决，我都会接受。谢谢。”黄雷低着头，喉咙颤抖着回答道。他的态度顺从的让人吃惊，与其说是真的低头认罪，倒不如说是被法庭吓破了胆，丧失了最后一丝勇气。
“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罪大恶极，铁证如山，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伏法。我愿意接受任何我应得的惩罚。谢谢。”赵楠的神色稍微正常一点，但他的目光很空洞，直直地望着前方，好象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我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良好，没有提出任何申辩——可惜，这并不足以构成饶恕他们的理由！”
王轶和罗弥这两个倒霉的机要秘书几乎要当庭下跪了，他们哭丧着脸，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承认自己“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上了贼船”，但请求法庭考虑他们“年轻无知，又是从犯，将来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放他们一条生路。望着他们卑躬屈膝的可怜样子，我不禁摇了摇头：面对法官就吓成这个样子，何况是面对凶残的敌人？这种怯懦无用的人，怪不得会临阵脱逃，成为可耻的逃兵呢！如果不对他们严加惩罚，这种卑躬屈膝的怯懦性格恐怕会传染更多的人，最终毁灭我们的国家吧！
“都说完了吗？还有没有被告人想说话？如果还有想说的话，就趁现在赶快说，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然后休庭。”我看了看桌上的时钟，面无表情的宣布。
被告席上死一般的沉默，大约过了一分钟，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抽泣。这抽泣声虽然不大，却像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所有人的高度注意。这抽泣居然是来自第133师师长黄雷，这个曾经春风得意的高级军官，现在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了。当他十四年前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在军事法庭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流下悔恨的泪水？这泪水究竟是为何而流呢？
“审判长，我知道自己最大恶极，法庭不会饶恕我的……我知道，我都知道，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我死有余辜。”黄雷一边竭力压抑着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死不足惜，唯一担心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哈尔滨，我死了，他们就没有人照料了。我请求审判长满足一个我最后的愿望，不要连累我的妻儿，看在我为国家服役十多年的份上，能够给他们一些抚恤，让他们至少能够维持生活下去……我知道自己这个请求很过分，很荒谬，但这是一个将死之人的临终遗愿，希望审判长能够体察。”
观众席上立即发出一阵嘈杂的议论声，连书记员都开始交头接耳。有的人嘲笑黄雷是在“演戏”，有的人发出同情的叹息，更多的人则摇头不置可否。我不知道黄雷是否想借此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但他说话的样子的确很真诚，让我想起了前天晚上担心自己儿子安危的谢开——这两位父亲的人格虽然有天壤之别，但在关心子女方面，却又如此相似，这毕竟是人最基本的亲情。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点了点头，叹息道：“你放心，我国法律没有株连九族的规定，你一人犯罪，不会连累家人。你要相信国家，相信国防军，不会亏待你的妻子和儿女，会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以人格保证，你可以完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