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近代经济，不得不从“帝国晚期”说起。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线索可以称为经济现代化，而其两个维度分别是市场化与工业化。但是，市场的发展，传统工业（即手工业）的发达，乃是明清时代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近代中国受到的外部影响是次要的，相反，看一看我们今时今日所思所行，哪个层面不是西方影响（或者有人愿意称为“普世价值”）渗透的结果（虽然在不同层面其影响有强有弱）？然而，若说传统中国一遇到西方力量的扩张就被摧枯拉朽地打垮，那也是不合历史事实的。以经济而论，外国商品或曰洋货的涌入，固然是挤垮了很多传统工业，但是还有一些传统行业未受影响，甚至有一些传统工业依靠西方新式技术得到新生。

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棉纺织业。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可谓两大结合：一方面是产业自身的“纺织结合”；一方面是小农家庭的“耕织结合”。实际情形当然比这个模式复杂很多，但这个最基本图景还是具有说服力的。洋货进来以后，洋纱打败了小农自纺的土纱，洋布却受到了小农自织土布的抵制。最奇妙的是，在很多地方，土布打败洋布是因为农民用洋纱来织土布！也就是，一种西方商品帮助中国传统工业实施改造，反而抵制了另一种西方商品。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主要还是技术性的，即当时工业化的纺纱在效率上远远超过手工纺纱，但织布方面效率的类似结果要滞后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农民穷，洋布又贵又不耐用，土布土则土，价格便宜不说，而且经久耐用——织成衣服穿破了以后再去当抹布，这对农民是很实惠的。总之，中国因为其巨量的农村人口，长期就是一个低端市场，要想在中国开拓市场，这一点是必需牢记的。当然，事情也会起变化。比如，即以近代而论，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村也会想要追求“摩登”，弃土布而用洋布——这个消费主体又以年轻女子为主。所以，虽然一些地区的土布工业依靠低端市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但若不及时技术升级，更新机械装备和产品花样，最终是要被淘汰的——这种历史教训很值得今日中国的山寨厂商们学习。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一些地区的纺织结合被打破以后，接下来耕织结合也顺乎逻辑地被打破，然后农村工业化开始兴起。虽然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的农村工业集体经济能够直线地追溯到近代，但在近代，发生过相似的事情。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研究，比如，彭南生先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对此详加分析。但是，这条路还真不是“中国特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农村工业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的发展，而且发展得比中国好。很多人一想到日本工业化，就会想到造飞机、军舰的大财阀三菱，这固然是日本模式很显著的一面，但其实，日本的中小企业和农村工业在工业化初期也是相当发达的，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发展很有推动力的“双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中国也有，我们的学者把它叫“二元工业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二元工业化一直进展得不顺畅罢了。

那么，如果我们分析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结构，会看到棉纺织业是一个主导产业，而在这个主导产业中，城市的近代化纱厂用机器纺纱，这个机纺纱主要卖给农村的农民，农民再用它织成土布，有的就把土布拿来自己家庭用，有的就规模化生产土布（这就农村工业化了），再把土布卖给不织布的农村地区。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个基于国内农村市场需求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那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就是城市里的那些纱厂，它是依赖农村市场、依赖内需的。

但上面说的这些只是总体上的一个框架，其实，在不同的阶段，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特色的。

首先我觉得要肯定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台湾的起点比大陆高，至少，韩国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殖民给韩国留下了正面的经济现代化的遗产——但这个在韩国多少是不受欢迎的学术观点，不过，跳出东亚学术界来说，很早就有学者提出日本帝国经济圈的遗产问题。这个经济圈，除了日本本土以外，主要包括中国的台湾、东北，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在这几个地方的殖民统治和七七之后在华北、华中和东南亚的那一套是不一样的。台湾的情况，由于岛内媚日（我是这么认为的）之风的影响，反倒能够研究得比较多。有些很经典的例子，也是被写入所谓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中的，包括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为了在台湾修桥而殉职了啊云云。不管他修桥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还是台湾本土人的利益，反正这是一个基础设施，把日本人赶跑以后是可以用的。韩国的情况，我想举人力资本的例子，那就是韩国经济崛起的促进者朴正熙将军，是公认亲日的——他本人在日据时代就是日本军队训练出来的，掌权以后搞改革也仰慕明治维新而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叫“维新”。不过，和台湾不一样，现在的韩国人多半不会过多肯定日本的积极面吧。事实也的确不能因为一些积极面而连殖民统治的残酷史实给忘掉。

我想多说几句的是东北。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对战前东北的工业化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那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是日本殖民者尤其是满铁推动的。日本人当时在东北很有一套，在炼铁等方面，搞了一点技术创新，这个国民政府后来管重工业的翁文灏有提及过。东北能成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方面起引领发展的作用，当然不可能是毫无基础而能够做到的。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清朝末年大连那些地方本来是毫无工业可言的，后来俄国人办了一点工厂，日俄战争把这些工厂都破坏掉了，然后日本人接手后重新办了一些工厂，这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用。这个当时的海关报告都有记载。所以，我曾经遇到过东北的学者，私下里还是蛮肯定满铁什么的客观效应的。

不过，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不管日本人再怎样留下了一些遗产，殖民侵略对中国的整体伤害是巨大的。东北当时是中国民族工业主导产业棉纺织业的主要市场。九一八这个市场被日本一打掉，上海天津的工厂就扛不住了，产品只好往内地来倾销，然后本来内地武汉这边的工厂还能够勉强维持本地市场的，一下子也扛不住了（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又向西部挤压，西部重庆什么地方刚刚办了一点棉纺织业，那也根本不是对手，这样一个连锁反应最后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加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不是好玩的事情，比如，当时有人就计算，武汉一家纱厂包括虽然只雇佣几千个工人，但每个工人上有老下有小，要养活的人口就多了；而且工厂开在那个地方，本来是个荒地，但是工人要吃要喝，小商小贩就聚拢去了，所以一个厂一倒，影响的是几万人的生计。更何况当时所谓的城市产业工人很多其实也是“农民工”，老家都在乡下的，工厂一倒，留在城里无事可做，回到农村中，30年代正好各地天灾，农村破产，回去了又能怎样？最后整个经济就这样陷入危机，社会也不会稳定。

不过，不管怎样，在1949年时，可以肯定的是台湾、日本的基础都比大陆好，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如此是无法正确评价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网上流传着一些说法，说什么1945年时日本是一片废墟，结果最后人家崛起了，我们浪费了三十年云云——这是扯谈。经济发展不只要靠物质资本，更要靠人力资本。二战没有把日本那些受过教育的国民都杀光（想想那些技术人员），更没有清算那些货真价实的战犯——其中很多进入到通产省之类的机构中任职了——这个账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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