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终于登上了蒙古帝国的汗位，可是，他是第一个没有经过忽里台大会选举的大汗，因此，从蒙古的传统习惯上讲，合法性就有问题。

正因为忽必烈打破了草原上过去的传统，使蒙古帝国真正走向分裂。因此有人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蒙古帝国的罪人。

忽必烈在汉地采用汉法，重用汉人，很多保守的草原贵族，一点都不喜欢他。钩考局事件，阿蓝答儿等人得罪了忽必烈，他们知道，如果忽必烈即位，肯定没有他们什么好果子吃，于是就按草原的习惯，准备推举阿里不哥即汗位。

“至是，阿蓝答儿恐世祖追论其罪，乃与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即帝位，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于和林称汗。阿里不哥之所以没有马上即汗位，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准备按蒙古的传统，召开忽里台大会后再进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是老忽违规在先。

蒙哥即位，杀了很多蒙古功勋，这些人的后代或亲人肯定心怀怨恨，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也同样心怀不满，于是，推波助澜的、把水搅混的就大有人在。由于老忽显得更精明，在他的手下怕是不太好混，所以很多蒙古贵族都拥护阿里不哥。

“太宗后王海都，宪宗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曲里坚子阿而喀台，旭烈兀子出木哈儿等及拔都母库托克台可敦皆附之。”

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就是这个时候参与进来反对老忽的，而且他一参与，就矢志不渝地干了一生。察合台的后人、蒙哥的儿子们也多反对忽必烈，这应该算正常，但连和他关系非常好的旭烈兀的儿子、以及拔都家的老太太都反对他，老忽做人做的好象是不咋地。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之争，持续了五年，一直到了至元元年（1265年），他才迫使阿里不哥投降。

（阿里不哥）至元元年正月，遣使乞降。帝预敕近边，和籴以饷其众。秋七月庚子，阿里不哥与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吉至京师，入谒。帝熟视无言，既而哭，阿里不哥亦哭。帝曰：“试据理言之，我兄弟二人孰应嗣大位。”阿里不哥曰：“昔日我为是，今日汗为是耳。”

老忽也的确不地道，这个哭，太像猫哭耗子。人家都投降了，他还强人所难地问：你说究竟应当谁当大汗？阿里不哥比不上刘阿斗会装傻，来了个实话实说：以前应当是我，现在只能是大汗你了。这不是找不自在吗？

两年后，至元三年，阿里不哥卒于大都。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死的，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忽必烈的行为，使得蒙古帝国的分裂，从台下走向表面。同时，他也给他的对手们，留下了叛乱的借口，这个麻烦，到他死，都没有解决。只要有人挑个头，草原上立刻就有大批的人起来造反，每次都如此。

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先跟从阿里不哥投降，老忽原谅了他。但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秋天，忽必烈灭宋的关键时刻又开始造反，草原上立刻又狼烟四起，差点就让他的灭宋大计泡汤。

但忽必烈即位，的确儒生们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另一个汉臣商挺，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给了他重要的提示。

宪宗崩，世祖北还。道遣张文谦与挺计事。挺曰：“军中当严符言，以防奸伪。”文谦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骂曰：“无一人为我言此，非商孟卿，凡败大事。”速遣使至军中立约。至是阿里不哥之使至军中，执而斩之。

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避免了忽必烈的军权被夺。在开平，廉希宪、商挺等人，更力劝老忽：“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等到了忽必烈即位，“阿里不哥叛，征柔入卫，至卢朐河，复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人卫京师，以子宏庆为质子。”

老忽心里有鬼，连蒙古军都有点不敢完全信任了，竟然还要汉军来保驾。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家这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变得很重要。完全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和汉臣、儒生处于蜜月期。可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忽必烈因蒙古贵族对他的不满，登汗位之初，处境是极为艰难的。一边是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另一边内政也急需进行整顿。而南面，还有一个宋帝国。

开庆之役，严格来说，蒙古帝国的全面进攻是失败的，元史说是什么“杀伤甚众”、“所向克捷”，但实际是宋军给予了蒙古军队以沉重打击。

在鄂州，“庚戌，围城。帝谓张柔曰：‘吾犹猎者，不能禽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破圈取之可也。’柔作鹅车洞火其城，别遣勇士先登，城垂克。会宋将高达来援，引兵入，复坚守不下。”

事实是什么？攻城没攻下，败了。

在潭州，蒙古人同样并没有取胜。“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帅臣向士璧极力守御，既置飞江军，又募斗弩射，朝夕登城抚劳。闻蒙古后军且至，遣王辅佑帅五百众觇之，遇于南岳市，大战，却之。”

东的少傅张世杰，这个时候也开始露出头角，“张世杰遇蒙古兵于?草坪，夺还所俘。乙酉，加环卫官。”嘿嘿，就是不知道假如他遇到张柔会怎样？

即使是元史中为老忽歌功的、所谓的获得了宋的岁币，也是清汤稀饭，没有干货。《续资治通鉴》记载：

（忽必烈）乃发牛头山，声言直趋临安，贾似道大惧。会合州王坚遣阮思聪掉急流以蒙古主讣闻，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请和，愿请行人会议。赵璧请行，忽必烈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璧曰：“大军至濮州，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

璧行时，忽必烈戒之曰：“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至是，适见其军中旗动，乃曰：“俟它日复议之。”遂归。

这和元史《列传赵璧》中是一模一样。议都没有议定，又何来的输钱帛。因此，所谓得到岁币，也就是宣传，给老忽贴金。

宋军在合州、潭州、鄂州等地的顽强反击，甚至以后在忽必烈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些阴影。

（至元）十年，拜（姚枢）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伯颜既渡江，遣使奏事至。世祖夜召见枢。忧形于色，曰："昔朕济江，而家难作。今伯颜虽济江，天意与否，尚未可知。宋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所有事宜，可书以进。"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心中，对征服江南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坚定其心、给老忽出谋划策的，恰恰就是这些儒生和汉人。

除了叛将刘整在征宋之前，如此说老忽：“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哪个姚枢针对忽必烈的担忧，进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

我们从来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能够击败我们的，是自己人。

面对即位之初的内忧外患，忽必烈不可能再四处树敌，他必须缓和与宋的关系，甚至主动妥协，以便腾出力量来应付“汗位之争”。而在当时，为防止宋乘隙进军，在宋蒙边界上，北元还驻有重兵。

《元史》记载：会宪宗崩，世祖以霸都鲁总军留戍，轻骑先还。

“世祖北还，使（张柔）统诸军以俟后命。”

因此，这个时候，宋帝国牵制了忽必烈许多的力量，北元帝国的形势是腹背受敌，他的谋士们深以为忧。

谋士廉希宪进言：“鄂兵未还，宜遣使与宋讲好，敕诸军北归”。

郝经上书：“臣又切见江上退师以来，宋人颇有轻中国之心。盖彼疮痍未完，不敢窥伺。然国家不可不为之备。四川、河南、京东、山东当置四总帅：四川自成都至兴元接上均州置一帅，河南自唐邓至陈、颖置一帅，京东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帅，山东至邳、徐、沂、海并东北海口置一帅，于陕西、河南酌中处置一大行台总统东西，以壮国家藩垣，便使宋人请和，边备亦当如此。”

和这些人相比，董文柄顶了个北元第一汉奸的帽子，但为什么这些替别人出谋划策的家伙，没有背上骂名，反而董文柄这个武将顶上了呢？就因为他们是儒生？在我们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怕是还有些更深的东西吧。

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即位的第二个月，立刻派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赐佩金虎符、充国信大使，携国书出使南宋，主动向宋谋和。

对手的困顿，即为吾之机会，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帝国还沉浸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景象里。

郝经使宋，在儒生们的渲染下，算是元史中传奇的事件之一。但他的这个出使，引发了北元帝国的另一个矛盾，除了蒙古人的分裂，北元帝国的又一裂缝也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