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专家组的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监狱长几乎每隔一个小时都打一个电话给县里的**防控指挥部，但答案都是让他耐心的等，他感觉自己毫无用力之处，尽管他不断的在电话里强调监狱的特殊性，但是电话那头也表示无能为力，全市总共才组成了两个专家组，而各地不断报上来有病例需要鉴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谁也不敢擅自确认哪个病例不是**，包括那些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呼吸科医生，而每一级政府都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对这些病例的处置是慎之又慎，一旦忽视一个潜在的传染源，那是谁也背负不了的责任。专家组每到一处排除一个病例都需要时间，自然没有那么快。

那个病犯的病情丝毫没有什么好转，高烧依旧不退，这种状况让隔离在医院里的人很不安，很不安，即使自己的嗓子痒了也不敢咳嗽一声，强制着让自己忍住，既是怕别人误会自己，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能忍住，只是嗓子痒，肺没事的。

傍晚的时候，专家组仍然没有来，戴斌同房的那个犯人已经吃不下饭了，人整个痴痴呆呆的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戴斌偶尔走到窗口，看到外面有人，便问问病人的情况，但总没有好的消息，连路过的肖院长的话语也消沉了许多，见到这情况，戴斌心里冷了一大截。

天黑入夜了，监狱里沉寂的有些?人，长这么大，戴斌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被恐惧和绝望掺杂在一起感觉，人在此时显得是如此孱弱不堪，病毒的威胁近似于无形，比有形的威胁更有一种压迫力，让戴斌产生一种对生命的依恋，这一刻他想到很多，甚至在脑海里如电影画面一样回想着他的一生，一个个本已模糊的身影又清晰起来。

戴斌首先想起的是他死去的父亲、母亲，父亲是东北人，自幼是个孤儿，在辽沈战役的期间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作为一名新兵蛋子，随着部队南下，一直打过长江，枪还没摸多长时间，在戴斌老家那里与国民党部队的一次遭遇战中负伤了，腿部中枪，部队因为急着行军，就把他丢了下来养伤。在养伤的时候认识了戴斌的母亲，戴斌的父亲就没了再回部队的念头，这时候虽然他的伤已经好了，但也落下跛腿的残疾，所以申请到地方很快就被批准了，因为参加革命时间短，又没立过军功，戴斌的父亲就被安置当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直到死的时候也只是公社里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父亲留给戴斌的印象并不是很深，戴斌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用还为不错的工资保住了一家老小没有饿死，但自己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在条件稍微好转的时候得肺结核病死去了，那时候戴斌才三岁。

所有关于父亲的信息戴斌都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母亲每当念起父亲的时候都会念起父亲的好，也许父亲是孤儿的原因，家庭观念特别的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特别顾着全家人，不但顾着全家人，还顾及着母亲的娘家人，一个人的工资喂了全家五张嘴外仅余的一些都送给了母亲娘家人救急了。

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农村女人，在父亲死去之后，一个人依靠一点抚恤金拉扯着四个孩子长大，还供着最小的戴斌上了学。这也是当初戴斌父亲种下的因果，母亲的娘家感激着戴斌父亲在自然灾害年代里的那份情，也以微薄之力支援着失去顶梁柱的戴家，生活得以周济。

戴斌能够上学也缘着母亲要争一口气，1968年，戴斌的大哥长到十八岁后，戴斌母亲听说公社里有顶职这么一说，于是就跑到公社里找领导要求让大儿子顶职，因为自己丈夫在职的时候死掉的。顶职的数字有限，若是戴斌父亲在世，让儿子顶自己的职或许有可能，但这人死去了，慢慢的人情就淡了，可能的事情也就不可能了，再说县里给的顶职数字那是精贵的很，早就有眼睛盯上了。

公社领导心里有数的很，这遗属的事情不能简单一推，要推的有理有据，公社领导拿出文件，问戴斌母亲孩子有没有高小文化，戴斌母亲顿时傻了眼了，戴斌大哥根本就没读过书，全在家帮着母亲看着弟弟妹妹干活了。公社领导一见戴斌母亲露出难色，心里也就有数了，笑着说要是家里有人有高小文化还是有机会的。

戴斌母亲回家之后，看着戴斌和他二哥，心里想一定要有一个读书以后能顶他爹的职，选来选去，还是选了最小的戴斌，因为他二哥要大上几岁，已经可以帮家里做不少事情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戴斌心里一直觉着欠着二哥什么，要是当初母亲选了二哥去读书，自己或许就走不出乡村当上国家干部。